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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7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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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斌: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June 13, 2017

1968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斗、劳动。我当年是北大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起至“牛棚”解散,没有一天缺席。

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30多人,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邵循正、罗荣渠、商鸿逵、范达仁、夏应元都在“牛鬼蛇神”之列。

但免除了随时批斗和劳动的“牛鬼蛇神”也有几个,不过,他们的境况似乎比我们的更糟。

第一位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翦伯赞一因毛泽东钦点干系重大,二又常年哮喘,身体太差,他的一把骨头一拉就会散架;要是真拉散了,把该交代的材料一起带走,这个责任谁担当得了?因此他被关在房里写交代的时间居多。不过,盛大的批斗会从来没有让缺席。有一回他被单独拉出来,被命站在马车上,不疾不徐,在校园的大道上转了一遭。他被喝令站在车上,手没得扶,腰没得靠,路边的学生只觉得别致有趣,活像是一场猴戏——这一来,可苦了翦老,他在车上只求一不栽倒,二不颠散。这就是他没进“牛棚”单独散养的大概情况。这种日子过了将近三年。

1968年12月18日,中央直属“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姓巫名中,来到翦伯赞住的燕南园64号,对他多次逼讯。翦老一生治史可谓世事洞明,大风大浪的三年都熬过来,这回怎么走不过来了?无论当时,无论事后人们都认为“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可当时就是没弄清楚,今天就只能仍是一笔糊涂账了。他与老伴戴淑婉,袍服鞋帽,穿戴整齐,服下足够的安眠药,虽不能以寿终,也算是双双保全了骸骨。骸骨虽全,送到火葬场,却被用了化名。后来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连骨灰也无从寻找了。

此外,没进“牛棚”的还有哈佛的博士、学贯中西的齐思和教授以及副系主任许师谦。他们二人,一个糖尿病,一个脑血栓,“文革”发生的前一年,1965年,已经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来了。要斗他们,还得有人左搀右扶,那不成个斗相。那样批斗他们,不仅长不了革命志气,反要惹一身晦气。因此,就让他们单独享受床前批判和口头交代的优遇,监督劳动也就不提了。

许师谦,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在昆明加入地下共产党。1957年来到北大,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多年独身生活,40多岁了,方才成家。“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系副主任,早病倒了。他的夫人,在中学任教,也受到学生冲击。夫人早上出门,在许师谦的床头留下几个火烧,一瓶白开水,瘫痪的许师谦,只盼审问、外调的学生到来。有时候他一天吃不上饭,火烧和水就在床头,可他身子半瘫,就是伸不动手,拿不到水。审问者到来,不递给他水和火烧,就无从开审。审问、外调,当时是我们“黑帮”害怕又难躲的事,一语不合,就遭一顿打骂,他却盼审、盼调。许师谦后来同我们谈起此事,让我这个同类也感唏嘘。

第四位没进“牛棚”的是汪篯教授,时任代理副系主任。他专攻隋唐史,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史学系,1939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寅恪的研究生,受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采用材料严谨准确,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让年轻的汪篯作助手,汪篯也由此大致形成自己的治史路数。在我们眼里,他随和亲切,思想又很深刻。

“文革”发生前,不知什么人要为唐朝名相魏征写传,要汪篯帮了点忙。只因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有点海瑞的影子,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挨批,就像病毒传播一样,《魏征传》也有了歌颂海瑞第二之嫌。不过,起初的一段时间,批判归批判,总还保留着“学术批判”的最后一点界限。没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通知中,竟点名说吴晗《海瑞罢官》原本是政治问题,却把他作为学术问题去讨论,那是彭真的阴谋和霸道。这样,早与《海瑞罢官》绑在一起的《魏征传》也就无处藏身了,汪篯也因此被牵连其中。学生把斗争会开到他家,大字报贴到门上,他受不了,他要抗争!那个时候的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死!汪篯之死,时在1966年6月11日。他走的时候,北大的“牛棚”还没有来得及建立。

第五位免除示众批斗的是俞伟超,考古专业的年轻讲师,当年不过33岁。“文革”结束以后,他主持过山东临淄齐汶城遗址等多项考古发掘和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他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长江三峡水库动工之前,成立了一个文物勘察和保护小组,主其事者就是俞伟超。秦汉考古是他的擅长。“文革”初他被揪出来的时候,在系里没担任什么负责的职务,因此只戴了一顶“黑帮小爪牙”的帽子。

批斗过几次之后,他用双手去触摸电门,因此失去了两根食指。“千古艰难唯一死”,俞伟超一死不成,复求再死,一个苦雨凄风的下午,他去北大附近的铁道上卧轨。司机远在200米外就鸣笛、刹车,无奈他决心已定,纹丝不动。火车惯性前行,幸亏车前装有木质挡板,把他推出好远,虽没伤及骨骼,臀下肌肉,已经被推得模糊一片。这是1966年7月间的事。批斗会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里。接着揪出来的十几个人,个个罪名都比他大,相形之下,大家悟到这个“小爪牙”实在太小太小,实在算不上什么。这样,俞伟超慢慢被人冷落在“牛棚”之外。

不想,几年之后,俞伟超对学生张承志叙说他“文革”中自杀经历的时候,竟然吐露:“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两次,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在阳台上,绳子断了。”

□ 原载《南方周末》2013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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