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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2)

June 13, 2017

2017-06-12 08:56 来源: 纵览中国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大会,林彪发言。他说的内容与周恩来类似,只是少了周恩来那种圆滑。他直截了当为毛泽东护驾: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要小得多。

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28]

正在为自己的威信担忧的毛泽东当场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这是他在整个会议期间惟一的对大会发言者的评论。在离开会场的路上,毛情不自禁地对其医生李志绥说:“林彪的话,讲得多么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29]毛还对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话你们做得出来吗?”[30]罗坦承自己讲不来,毛便告诫他:“不会讲,要学嘛。”后来毛亲自修改林彪的讲话,并给秘书田家英和罗瑞卿写信:“此件通看了一遍,是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31]

既然错误、灾难是由于大家“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既然“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灾难当然就不必负责任了。所以,在次日的大会上讲话时,毛泽东象征性地、空洞抽象地担了一点责任后,把责任推诿给了全党:

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应负第二份的责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第三份责任。依此类推,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则要负第四、第五、第六份责任。大跃进是全党动手,出了些问题也应由全党来负责。[32]

2月7日是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主持全体大会,周恩来发言,继续为毛文过饰非,且按着林彪的调子吹捧毛: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33]

刘少奇的讲话与周恩来、林彪截然不同。他在大会报告中总结了党中央的错误:

在1958年以后的农村工作中,我们曾犯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生产上犯了瞎指挥的错误。[34]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様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35]

尽管刘少奇小心翼翼地、用近乎轻描淡写的语气谈及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36]他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猜忌。任何对“三面红旗”的质疑,都被毛看做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显然有否定“三面红旗”的成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使毛“判定刘有二心”。毛私下对李志绥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些,讲什么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37]

据李志绥说,在长达近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毛只是在大会开幕、闭幕,及刘、邓、周、林大会发言时,出席大会,其他如小组会等,他都没有参加。他每早起床后,就到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丁注:其实是个华丽的行宫),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阅看小组发言简报。”会议中,有人编了个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这话印上了会议简报。毛看到简报上印的这个顺口溜,有一天对李志绥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38]

这“他们”,主要是指刘少奇。

在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39]他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40]

可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却说了这样的话:

三年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血的教训。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共产党领导人应该下罪己诏。

可以考虑在每个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门口立石碑,刻下我们的教训,让子子孙孙来记取。

彭德怀同志可以平反,错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动,总不能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41]

这些话是刘逐日参加各省的讨论会时零散说的。很可能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每日不出席会议,只在“118会议室”看简报的毛泽东多半能够看到。很可能毛泽东把这些话当成了“判定刘有二心”[42]的根据。

由于会议中有人写了一条“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中央书记处安排在会议结束时呼喊两条口号“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毛泽东拉着刘少奇的手说:

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的,再说一次。少奇呀,你听到了吗?现在是两个主席,两个万岁,很好嘛。‘万岁’的重任,你早挑起来啦。[43]

毛表面上夸奖刘,实际是将刘放在了对立面的位置上。“两个主席、两个万岁”正是毛泽东的心病。据邓颖超日记记载:七千人大会上不少人提议毛退休任名誉主席,会议结束后毛为了摸清高层的意向,做了一个试探。2月10日,他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赞成毛辞职,但由于周恩来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此议便卡住了。[44]

“退下”的危机过去了,但“两个主席”、“两个万岁”还没有解决。这是毛泽东早晚要解决的大问题。

那时毛泽东还没想出搞“文化大革命”这一招。但依靠林彪、陈伯达,拉拢周恩来,踢开中央政治局;先除掉彭真,再把目标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这个格局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起就已经大致确定了。

毛泽东当时的真实心态,要到四年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彭真和刘少奇,才由其夫人江青透露出来:“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45]

开不开“九大”?

中共1956年召开“八大”时,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正盛,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积极响应,在修改党章时删去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在“党员义务”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文。当时,毛泽东鉴于形势违心地表态说日后适当时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刘、邓信以为真,在新党章里加了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46]

“名誉主席”只是说说而已,毛对“八大”的不满马上就流露了出来。在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装出半打趣的样子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47]

按中共党章,1956年召开“八大”,至迟应在1961年召开“九大”。1959年7月底在庐山会议上顺利地搞倒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地位已足够稳固,便动了提前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脑筋。在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宣布:

“准备明年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48]

但是,庐山会议才过了几个月各地就大批饿死人。他知道形势不妙,悄悄地收回了提前召开党代会的动议。

1960年全国各地饿殍遍野,毛泽东根本不敢提准备召开“九大”的事。熬过了1960年,必须召开“九大”了。在制造了那么大的灾难后,这个党无论如何都应当如期在1961年召开大会、总结教训,清算责任。若召开“九大”,会中有人根据八大党章中的条款提议毛担任“名誉主席”,完全可能获得通过。毛的面子虽可保住,但必会从此从政局淡出,成为多余的人物。

位不能让,“九大”绝不能开。党章约束不了毛泽东。他决定无限期推迟召开“九大”。

这是玩弄权术的招数。他早已这么做过。中共于1928年召开“六大”,1935年到陕北后就应召开“七大”,但当时毛泽东权刚到手尚未巩固,总书记张闻天虽听他的,张国焘的实力却胜过他。他用计将张的主力部队调离陕北,名曰“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去),实则送入敌人虎口、坐视其被吃掉后,斯大林的亲信王明从苏联回来,又对毛构成威胁。因此他一直拖到1942年延安整风中将王明彻底搞垮、周恩来认错、称臣,才在1945年召开“七大”,此时距召开“六大”的日子已有17年了。

毛本人从未公开解释为何从“八大”到“九大”又拖了13年。倒是他在文化革命中的主要打手张春桥和康生替他作了坦白。张春桥是这么说的:

像刘少奇问题,想想多可怕,如果运动(丁注:指文革)前召开“九大”,很可能刘少奇当主席,毛主席做名誉主席……按原来的党章“九大”早就开了。那刘少奇当了主席,彭德怀很可能当国防部长,邓小平、罗瑞卿就都上去了。……[49]

1968年1月康生在当众下令逮捕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前,与赵有个对话:“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说着掉转头对众人说:“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召开了‘九大’,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赵健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说过没有?”赵:“讲过。”康:“哪一年?”赵:“1961年。”康:“在什么地方?”赵:“在昆明,刘少奇从国外回来时讲的。”康:“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王牌……”[50]

张春桥和康生所言并非空穴来风。1962年前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这样说:“将来开‘九大’,对中央领导核心的安排,有一种做法,是主席可能当名誉主席,刘少奇接党主席,邓小平接总理的班,彭真当总书记。”[51]这是当时中共中央高层多数的共识,毛泽东对这一设想应当很清楚。

1961年没召开“九大”,不仅是因为毛泽东不愿召开,也因为刘少奇没坚持按党章办事。“九大”是否延期应由政治局决定,但这样的政治局会议根本就没有开过。

刘少奇没坚持在1961年召开“九大”,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开不成。既然毛泽东不愿召开,刘少若坚持要开,等于逼宫夺权。如毛愿意走,中央委员们自会选刘为主席;若毛不愿,他们却决不会用投票的方式把他逼走。二是刘实际已主持党务,他并不贪图党主席的虚名,也无取毛而代之的野心。三是刘被毛制造的他是法定“继承人”的假象迷惑住了。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在二次大战时的统帅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陪同他游览长江。会见前,他便打好了算盘,把迷惑、稳住刘少奇的烟幕弹施放出去。他原本对“八大”决议是极不满的,现在却要利用这决议作掩护了。

在会见蒙哥马利的前一天,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向毛报告会见事宜的安排。除接待蒙的具体事务,二人并无其他任务。可是毛把党主席接班人的天大“机密”蓄意泄漏给了熊、浦二人——目的是通过他们传给周恩来、刘少奇。他放话说:

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人,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

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52]

23日,毛、蒙谈了三个半小时。道别前,蒙表示希望第二天接着再谈一次。毛以次日要去别处为由推却了。可是当夜毛反悔了,因谈话中蒙未问及毛的“继承人”问题,失去了施放烟幕弹的机会。于是他在凌晨主动打电话给蒙,通知他再谈一次。

这次会面,毛开门见山,主动引出“继承人”的话题,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告诉蒙,他活不过七十三岁,只能再活四、五年了。蒙顺势询问“你的继承人是谁”时,他将烟幕弹施放了出来:“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53]

当时蒙哥马利眼见毛在长江里游泳,健康得很,对毛的活不过四、五年的说法大惑不解。他不知道毛正在耍计谋,放烟幕,将自己扮成消极悲观、与世无争的角色,以软化刘取他而代之的决心。(蒙回到英国后写书披露了毛关于其接班人的谈话。外交部将毛的谈话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

不论刘少奇是否相信“两个主席都姓刘”的说法,他没有按党章办事。1961年时,刘、邓能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中共的走向,按党章召开“九大”是可能请毛退休的唯一机会。也就是说,是避免几年后毛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唯一机会。过了1961年,再要求召开“九大”已名不正言不顺,对毛来说危机大致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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