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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

June 13, 2017

2017-06-11 08:11 来源: 纵览中国

给不给农民自由?——七千人大会:谁应对灾难负责?——开不开“九大”?——“包产到户”:中共高层的分歧——刘少奇成一批人的领袖——北戴河会议——“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1962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给不给农民自由?

“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这是马克思的教义之一。如果农民反对这样做,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未置答案,而在苏联,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1959年,他对副总理李先念说过:“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2]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给农民自由。为了实行社会主义,就要采取强制手段。

但是,在饥馑遍布全国的当头,许多中共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安徽大量饿死人,他应负首要责任。但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了。1960年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在宿县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现在保命要紧”。曾希圣经过反复酝酿,于8月间在全省的地、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口粮占产粮的一半以上,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保命田”通不过,曾又在省委内提出:“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这也等于革了人民公社的命,还是通不过。[3]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包产”: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但这样仅将矛盾下放到小组,评工记分时冲突不断,问题并没解决。

12月,曾希圣终于想到了“户”这个单位:各户社员向生产队承包耕地。由于“包产到户”(各户承包耕地,上交所包的定额后,余粮归个人支配)是个禁区,早在1957年就有干部因搞“包产到户”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所以曾希圣不敢公然实行“包产到户”。经几次易名,他搞出了一个“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的办法:社员向生产队承包耕地,田间耕作各尽其责,收获的粮食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按产量折合成工分计算收入。

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制,并强调“它不同于包产到户”。毛听了曾的汇报,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是一件大事。”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4]安徽省委决定立即全面推行责任田制度。

但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改变了主意。他让曾希圣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转告:责任田只可在“小范围内试验。”但曾不予理会。四、五月间,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曾仍认为“没有错”。到八月,全省四分之三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制度,“当年底已达到了91.1%。”[5]

这期间,刘少奇、邓小平曾直接派人赴安徽调查。当派去的人回京汇报说柯庆施指责“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6]

当时,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多已明白,农民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不行,多少得给农民一点自由。

1960年5月16日,湖南澧县闸口公社一位自称“读过几天私塾,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写了一封致“尊敬的中央领导”的控诉信。信里写道:

敬爱的首长,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苦极了。我们这里饿死的人太多了,哪个生产队都有上百的人饿死。……还有的人偷偷吃死人,有吃死尸的,有吃逃荒死在路上的,还有吃活人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公社就发现了好几起吃人的事,让人听起来就寒心!……

我想,这都是公社化以后的事。一是公社化,土地归公,吃饭食堂,干部有权,作威作福,他们吃肉喝酒,社员吃糠咽菜。二是粮食征购,上交太多,社员吃不饱,生产没积极性。我们在湖区山区讨荒时看到,边远人少的地方,公社管不到,社员偷偷在山野、湖滩种一点地,收的粮食能活命。我就是饿倒湖滩,让人救起后,才产生这一想法的。领导上只要能开恩,让我们种一点自留地,子孙后代都会念共产党大恩大德的。政策不变,只怕拖不了两年,人都会饿死的。[7]

中共中央领导人知道全国农民的呼声:把“自留地”还给农民。

1961年7月,刘少奇在黑龙江省视察时说:“你们自留地,现在要搞到每人五分,那四口之家就是二亩地,可以饿不死了。”[8]另一位副主席陈云也说:“农民有了自留地,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9]出身于农家的党的副主席朱德说得更干脆:“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10]

第二是借地给农民。1961年陶铸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后便支持借地给农民。河南省借地面积的幅度在总耕地的20~30%之间。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资本主义,陶铸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11]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派工作组到河南去调查借地政策。工作组报告说:“无论灾区队还是生产好的队,都受到群众的欢迎,认为这是‘救命地’、‘保身地’、‘口粮地’。”[12]

第三是解散人民公社的食堂。

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6月,毛泽东曾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表示“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13]但是,在庐山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7月初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到其家乡无为县检查工作时发现,许多乡亲已经饿死。他应农民的要求,开放自由市场,解散了六千多个公社食堂。情况报告到庐山毛泽东那里,正好成为靶子。毛指张为“混进党内的投机份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14]庐山会议后张被批判,进了合肥西郊的和尚岗监狱。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倾”运动。紧跟毛泽东的贵州省委收回社员自留地,将所有粮食集中到食堂,不许社员自行开伙,并于1960年2月给中央送上一份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15]毛泽东大为称赞,说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16]几亿农民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千万农民死亡之后,到了1961年3月下旬,毛泽东才派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到他老家湘潭县韶山冲和毛的外婆家湘乡县大坪村搞调查。毛的表弟文冬生在社员座谈会上说:“(食堂)再办下去,人会死光﹗”[17]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决定采取守势,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18]这次会议决定解散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结束搞了近三年、害死无数人命的大锅饭。

但是,有一点是毛泽东要坚持到底,决不回头的。这就是“集体生产”。在短暂的退却之后,到1961年秋,毛见在刘、邓支持下,各省或派人去安徽“取经”,或省委书记亲自在本省推广安徽搞“责任田”的经验,便不再容忍了。

1961年12月,曾希圣到江苏无锡向毛汇报工作。此时中央已决定将农村核算收入、分配的基本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毛问曾:“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使否还要搞责任田?”[19]“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变过来?”毛认为农民已有口饭吃,饿不死了,“责任田”即可废除,回到集体生产上来。大集体(生产大队)不行,至少也要维持一个小集体(生产队)。但曾希圣已不是三年前紧跟毛搞大跃进的曾希圣了。他回答毛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20]

毛泽东当时未予回答,但是在一个多月以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把曾希圣抛出,打倒了。

毛泽东打的是曾希圣,目标却是刘少奇。他知道,若无刘、邓支持,曾希圣断不敢不纠正“责任田”;若无刘、邓支持,各省断不会跟着安徽搞“责任田”。

“七千人大会”:谁应对灾难负责?

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主要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起因于各省领导人看到,谁大跃进积极交粮食多谁饿死人多,最后谁吃亏,于是都不再唯中央指示是从。中央要上调农产品、分配征购指标,各省讨价还价,不愿执行。因此会议的宗旨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推动征购”,解决各地“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的问题。[21]

1962年1月11日开始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主题很快遭到各省与会者的抵制。他们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异议,会议很快偏离原定议题,改成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

在大会上彭真首先挑出产生灾难的责任问题。

彭真是有备而来的。1961年11月,他曾指示北京市委由邓拓负责,查看自1958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发的文件中有什么问题。他说:“这几年……有天灾,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主观主义……浮夸风是从哪儿刮起来的?要从中央文件里找。”邓拓带领一批干部在北京动物园内的畅观楼调阅文件,议论朝政:“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他们的批评矛头还直指毛泽东:“年纪大了,容易求成过急”,“胜利冲昏了头脑。”“毛主席把工、农业上的跃进看得太容易了”,“想在国际上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毛主席和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彭真让我们查中央文件中的问题,可以用来纠正中央的错误,让毛主席冷静下来检讨。”他们找出了一百一十多个“有严重问题”的文件,写成二万多字的《中央文件摘抄》交给彭真。[22]

在大会上,彭真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

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

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23]

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毛泽东曾反复攻击1956年“反冒进”的周恩来:“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有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是促进的。周恩来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24]他不仅要周恩来检讨,还存心要周难堪,指示他“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25]当时,周恩来差一点就要被逼辞职。如今,周恩来找到了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机会。他第一个发言,要大家检讨自己,不要追究毛的责任:

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

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

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艄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26]

周恩来讲后不久,陈伯达也说了类似的话:

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

彭真同志昨天说话值得考虑,不能让主席负责任。要谨慎谦虚。现在的问题是反分散主义,不是右倾、左倾的问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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