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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2017年6月7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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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律文:“反右”六十年祭

July 20, 2017

2017 年 07 月 12 日 由 lixindai发表于 华夏快递

今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号角。在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中,有数百万人受到株连或处分,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许多人在后来的强迫劳动和大饥荒中失去了生命。

“帮助整风”变“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畅所欲言地提意见以帮助中共整风。此前的几个月,中共已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大鸣大放。

作为推动鸣放和整风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中共中央统战部从五月上旬开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各民主党派高层与会发表意见,帮助中共整风。每天座谈会上的发言,都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详细登载,以为示范。

第一阶段会议于五月十六日结束,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表示,暂时休会是因为需要对此前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加以整理。但实际原因并非如此,而是此时的事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出了反右的决定。该文一开始并没有向社会公布,只是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目的是避免打草惊蛇,以便对右派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如果说统战部在五月上中旬第一阶段的座谈会确实是希望民主人士提意见以帮助中共整风的话,从二十一日开始的第二阶段座谈会,就纯粹是为“引蛇出洞”了。

五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之前,时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的章伯钧,接到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电话,诚恳邀请他于二十一日参会,谈谈自己的意见。

章伯钧一开始并不想参加,一方面当时自己的身体有些不适,另一方面想说的话以前都已经说过,暂时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不过,中共中央统战部是各民主党派的主管部门,面对统战部长亲自打来电话的盛情邀请,章伯钧感到难以拒绝。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便在去座谈会的路上,努力想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意见。

向党建言成为右派

“引蛇出洞”并不只限于针对在京的民主党派,而是在全国全面铺开。

当时担任《甘肃日报》青年记者的和风鸣后来在自传《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中记叙了丈夫王景超和自己被打成右派的过程。一九四九年,都是青年学生的和风鸣与王景超积极投身革命,进入新创建的《甘肃日报》工作。一九五七年五月整风开始后,作为报社业务骨干的王景超,被报社领导动员以写杂文的形式参加鸣放,他因此先后写了三篇针砭时弊的杂文,其中两篇公开发表,引起广泛关注。

《甘肃日报》编辑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主持座谈的一位副总编辑满脸堆笑,一次又一次亲切地动员王景超发言。此时发言的王景超,丝毫也不知道,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指示,已在半个多月前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他也不知道,他的一篇杂文,已被内定为毒草。

最终,王景超被打成右派,并且划为极右,开除公职,遣送农场劳教。受丈夫牵连,也因为给单位一位领导提了意见和与其他被审查人员联系,和风鸣也被划为右派。

和风鸣与丈夫王景超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王景超、和风鸣与报社其他四名右派一起,从兰州乘上了西行的列车,分别前往位于甘肃西北部的夹边沟农场开始其劳教或监督劳动的生涯。当王景超先于其他五人在酒泉下车前往夹边沟农场时,和风鸣丝毫也没有想到,她深爱着的丈夫正在走向死亡之地。

右派在饥饿中大批死亡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西北部的酒泉市,是甘肃省劳改局下属的劳改劳教农场,土地贫瘠,盐碱化严重,天气寒冷,冬天气温可以到零下三十多度,且常刮大风。将右派分子发配到这样一个地方,带有加重惩罚和折磨的意味,不仅让右派们参加繁重的劳动,而且使他们长期处于饥饿之中。

不让右派们吃饱饭是有意为之。夹边沟农场并不缺粮,即使在一九六〇年冬天的大饥荒中右派们大批饿死时,农场仍然囤积了不少粮食。夹边沟农场禁止右派家属们寄粮票,因为有了粮票,右派们就可以去县城的餐馆吃饭,或向附近的农民换取食物。

长期在饥饿中参加繁重劳动,右派们的身体都垮了下来。当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大饥荒席卷全国,夹边沟农场再度大幅削减人们的粮食配给,而寒冬又开始降临的时候,夹边沟的右派们就开始面临灭顶之灾。

夹边沟的右派们住在窑洞或“地窝子”里。“地窝子”是在地上向下挖个坑,上面搭几根木头,铺上树枝和泥土做房顶,里面挖几个土台子作床,入口处挂个帘子作门。由于没有燃料生火取暖,室内温度与外面相差无几。躺在冰窟一般的“地窝子”里,食不果腹、全身浮肿的人们知道自己正一天天走向死亡,但却毫无办法。他们无力出逃,也无处可逃,只能静待死神的降临。一位右派用手指向难友比划出“坐以待毙”几个字,不久后咽了气。

一九六一年一月,由于各农场死人太多,甘肃省允许在农场的右派回到原单位。此时,夹边沟农场的两千八百多名右派中,仅剩了六百多人。

在饿到发狂的情况下,甘肃的许多农场都出现了煮食死亡难友人肉的事情。人食人,中国史书上有记载,但是,知书达理的知识份子一次次地噬食自己同类的尸体,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

野蛮的政治

大批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并遭到残酷迫害,是因为中共认为右派们“发起了向党的倡狂进攻”。但事实并非如此。反右运动中三大最著名的右派言论分别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这些完全是正常的言论。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这不过只是建议多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作用而已。

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提出,由于此前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出现了偏差,制造了冤假错案,且人们无处申述,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以对冤假错案进行调查并予以平反。他建议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除中央外,各地方也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储安平的“党天下”并非他的原创,而是最早由罗隆基提出。早在一九二九年发表于《新月》杂志的文章中,罗隆基写到:“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

储安平借用“党天下”一词,既是在陈述事实,也是为了后面提的建议作铺垫。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中,他说到:“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有了这段铺垫,接下来他指出,全国所有单位部门都安排党员做领导,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头才算数,导致党群关系紧张。他建议中共采取措施改善党群关系,并增加民主人士在政府中的职位。

“最恶毒”的右派言论不过如此,其他右派的言论就可想而知了。在大鸣大放中,要取缔中共执政地位的只是个别言论,多数言论都是关于改进工作的各种建议。当时被打成的右派中,大多是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许多人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些还是在校学生,对未来充满憧憬,对中共寄予厚望。他们向党建言,是积极回应帮助中共整风的号召,当他们得知自己因此而被划为右派时,其震惊和痛苦是无以言表的。

还有很多人的言论与中共的大政方针无涉,仅仅是对本单位的一些具体事务和单位领导个人的工作方式提了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向党进攻”。

更为奇特的是,一些人在整个运动中沉默不语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也被划成了右派。中共为防止一些单位在反右运动中虚与委蛇蒙混过关,给各单位下达了右派指标,要求必须按一定人数比例揪出本单位的右派。于是,在右派人数不足的单位,那些没有发表过意见、但“有过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划成了右派。当这些人也凑不足数量时,则出现了更为荒唐的一幕。一些单位在划分右派的会议上,因无法确定适当的人选而僵持不下,这时有人因故短暂离开了会议室一些时间,回来后发现自己已被划作右派。

反右运动的发动者,用帮助党整风以便更好地领导国家的名义,多方动员、诚恳期望人们起来给党提意见。人们在信以为真地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后,却被打入社会另册,成为政治贱民。这些人中,许多人刚正不阿,才学卓越,在后来的残酷迫害中绝望地死去。

这一切为何能够发生

关于反右运动的发生,一种看法是这是毛泽东的“阳谋”,即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时,就已经决意要借鸣放整肃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毛在一开始发动整风时,本来确实是想通过听取各方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只是因为后来听到了一些刺耳的言论,担心事态失控,才临时起意发动了反右运动。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有一段话:“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利益极大。”由此可以看出,借整风而反右,以此巩固中共执政地位,避免一九五六年十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是预先谋定的计划。

专制政权为维持其统治,整肃异己、钳制言论自由是一种常态。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类已经开始迈向太空时代,像反右这样古今中外罕见的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的野蛮政治运动,为什么还能够在中国发生?

反右能够发生,首先在于当政者自信掌握了绝对权力。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内战中获胜,成为中国的执政者,其后,历经土改、镇反、朝鲜战争、肃反、城市工商业改造、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摧毁除八个花瓶民主党外的一切党外组织,中共自信已战胜一切对手,在中国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正是自信同时掌握了绝对权力和绝对真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才敢于公开宣称:“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结果,是无人再敢阻止大跃进的疯狂,由此引发了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同时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

中国需政治现代化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说明中国的政治文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处在原始蒙昧状态,这也是中国无法摆脱朝代兴衰更替周期律的原因,而每一次的朝代更替,都会给中国人带来灾难。

二十世纪中叶,中共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唯独没有提到政治现代化。但是,没有现代政治体制,人们的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没有现代政治体制,短暂的经济繁荣往往像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随时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坍塌。世界上有过一些盛产石油的专制国家,曾经因油价的暴涨迅速走向繁荣,短期内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现代化,但落后的政体,最终使经济繁荣成为昙花一现,国内人民再度陷于贫穷和战乱之中。

推动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推动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落后的政治体制,有可能伤害到每一个人。中国如果不能实现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中国历史上因朝代更替引发的灾难就会在将来一次次重演。

一九六〇年夹边沟农场右派的大批死亡,距今已过去了整整一个甲子。由于当初尸体掩埋十分草率,致使尸骨不断从掩埋处暴露出来,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累累白骨绵延竟长达一公里以上。如此密集地躺在荒漠旷野里的白骨,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展现着由野蛮的政治制造的人间惨剧。

原载《争鸣》2017年6月号

周晋:“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祭

July 20, 2017

2017-07-20 08:30

来源: 争鸣 

作者: 周晋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反右运动”爆发六十周年。一个甲子前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中共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它宣称“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对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六月十二日,为进一步配合“反右运动”,毛泽东将他于五月十五日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给中共党内干部。“三板斧”下,“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是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当天凌晨,赫鲁晓夫突然提出了一份长达四小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份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引起了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混乱和震荡。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爆发,匈牙利民众要求民主自由和摆脱苏联的控制。在事件中上台的匈牙利新政府对内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对外宣布匈牙利退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成为中立国。后来在苏联的强力镇压下,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和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被处决,“匈牙利事件”以失败告终。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对“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刺激极大。为防止中国版的“匈牙利事件”发生,毛决定采取主动行动以化解民间对中共执政的不满。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目的的整风运动,并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毛发动整风运动的另一目的,是想借助党外和民间的力量整肃党内持不同意见者,重树毛自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强调“集体领导”后正在失去的权威。

然而,令毛始料未及的是:整风运动刚一开始,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党外人士对中共的批评就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而来。由于“匈牙利事件”是由匈牙利著名的知识分子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发起和推动的,毛认为如果任由这些批评在中国自由发展而不迅速反击,早晚会爆发中国版的“匈牙利事件”,危及中共统治的大厦。毛最善于“将错误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于是,在整风运动推出才一个月后,毛就翻脸不认人,发动“反右运动”,将给中共提意见的人士一网打尽,令所有的人——提意见的人、中共各级官员和“吃瓜群众”全都措手不及、惊愕莫名。

下场极为悲惨的“右派”群体

据一九七八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运动”中,全国共“揪出”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另“估计有四十万到七十万知识分子因‘反右运动’失去了职位,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尽管按照“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右派”又被划分为普右、中右、极右和内右(指内部划定的右派),但凡是沾了“右”者,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地富反坏右”(简称“黑五类”)中的一员,沦为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的下场都极为悲惨,被下放到偏远的农场、矿山等地,不少人在那里悲惨地死去;幸存者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屡成为斗争的靶子,或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枪毙。“反右运动”中的荒谬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某单位没什么文化的党支部书记不知道“右派”是啥东西,开会时问台下的群众谁愿意当“右派”,当然是无人响应。为了凑够将员工中百分之五的人划为右派的“硬指标”,书记只好“起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毛遂自荐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了右派名单。结果书记被开除党籍,“蒙冤”二十二年。

仅次于文革的重大灾难

整风运动之初,中共鼓励(有的单位甚至是强迫)人们“向党提意见”。有人没意见或不敢提意见,那也不行,不提意见不能过关。无奈之下,有人就搜肠刮肚地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些被迫提意见的人就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打成了“右派”。毛泽东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之卑鄙、言而无信之无耻、津津乐道称此为“阳谋”之厚颜、对“右派”的迫害之残酷、运动波及的范围之广、影响的时间之长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古今中外的统治者,从中国的秦始皇到外国的希特勒、斯大林,除了毛和中共,谁也想不出也做不出如此厚黑的事。

“整风运动”被迅速逆转为“反右运动”,其实并不奇怪。“整风运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四二年毛在延安发动了残酷的“整风运动”,狠狠打击了党内不服毛、非嫡系的其它“山头”,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确立了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的党外升级版,在创造和利用“整风——反右运动”剪除异己、巩固政权和确立自己的地位方面,只有毛这位前权谋“十段高手”才能完成此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业”。

反右运动为一年后爆发的“大跃进”运动有效地消除了来自中共党内及党外的绝大多数反对声音。在“大跃进”中,诸如“亩产二十万斤”、以“小高炉”“大炼钢铁”等荒谬事件层出不穷。但在反右运动的前车之鉴下,尤其是连“彭大将军”都因讲真话一夜之间被罢官并被打成了“反党分子”,以致党内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讲真话噤若寒蝉。万马齐喑下,中国的经济只能一步步滑向“三年自然灾害”的深渊,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反右运动使中国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快速发展的局面从此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路线被迫中止,意识形态斗争从此压过了经济发展。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在林彪的推波助澜下,中共的治国路线进一步偏移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严重左倾路线上。八大制定的“集体领导”体制逐渐形同虚设,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得以重新确立,这些都为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扫清了障碍。

党外斗争转变为党内斗争

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不再顾忌党外势力的制约,放手将反右运动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诡道”娴熟地复制到了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中。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本来准备“反左”,结果却莫名其妙地揪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右运动葬送了党外民主,五九年庐山会议则葬送了党内民主。此后,在既没有党外民主、也没有党内民主下,中国政治逐渐沦为毛一手遮天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被迫停滞了近二十年。

制造群众间的仇恨和对立,贻害无穷。反右运动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它大力提倡泯灭人性的“党性高于人性”斗争哲学,它号召群众互相揭发批判。于是,它在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的同时,还人为地在群众中制造了无数的仇恨和对立。这种群众运动模式为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所效法继承,在文革期间达到了巅峰。六十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信仰尽失、风气败坏、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缺乏最基本的诚信,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一直追溯到反右运动。

抽去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灵魂的运动。反右运动几乎将整个中国知识界有独立见解的精英一网打尽,民主党派也在经历了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后,再也不敢在参政议政时发声。自反右运动、文革至六四镇压,这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抽去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和民主党派的灵魂。知识分子不再是专制统治的批判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犬儒主义”者,只知随波逐流,追逐金钱与虚名的俗人;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外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制衡势力,也至今仍甘心沦为早已被边缘化的“花瓶党”。如果将一九五七年定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和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勇气彻底消失的元年,那么这个“纪年”还要继续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改元。

六十年后再回眸

虽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中共对反右运动所作的一定程度的反思和纠正,如曾经的“右派分子”朱镕基后来成为“正国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但中共至今仍坚持认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见中共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号文件《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对这种进攻(指”右派“当年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见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至今对“反右运动”抱持这种肯定态度是毫不奇怪的。中共是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始终坚持一党执政的极左政党,它在政党光谱中的这一既定位置,决定了只要它不转型为民主政党,不断地“反右”就是中共的本质。中共为了维持政权,除大力发展经济外,它必须不断地发动各种名号和形式的“反右”运动,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等,以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抗拒“外部敌对势力”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对中国民众的“侵蚀”。在习时代,江、胡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的荣景不再,民众对西方价值观的进一步了解和向往,因党内腐败、环境大范围污染、经济放缓所积累的社会不满都到了必须解决却无法根本解决的重要关头。为了维持政权,习政权除了拼命发展经济(如推出“一带一路”计划),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不得妄议中央”、全面封杀互联网、大规模迫害人权律师、拆除教堂等等倒行逆施接踵而来,习时代正在回归毛时代成为许多人担忧的共识。

自六月一日起,中国的自媒体时代将彻底终结。中共在终结自媒体的官方文件中的霸道行径和杀气腾腾的嘴脸,与六十年前反右运动时如出一辙。整整一个甲子之后,谁能断言中共的反右运动已经永远结束了?

《争鸣》2017年7月号

梁羽生,一个地主崽的亡命天涯

July 16, 2017

博谈网 2017-07-08 06:39

来源: 博客 作者: 刘原

 

原叔按:今天,我想起了一个偷渡客,一个乡党,一个武侠宗师。他叫梁羽生。许多年间,我们读武侠只知里边总有血海深仇,却不知那仇怨从何而来。答案是——

武侠里有多凄凉,梁羽生和金庸们的现世就有多凄凉。

2009年1月22日,新派武侠小说鼻祖梁羽生在悉尼去世。今天是4月5日,正是他的冥寿。

梁羽生算是我的半个乡党,他系广西蒙山人氏,我外婆家就在蒙山。我上小学时开始读梁羽生,亦知晓这个乡党竟名扬四海,父母有时聊天,提及他的一些轶事,我印象极深,20多年仍未忘记。

梁羽生之武侠,无疑是宗师级别,他的国学根底非常深厚,家国情怀浓郁。但坦率而言,他的风格偏于传统,就阅读快感来说,不及机智古怪的金庸和狂狷不羁的古龙,归根结底,还是按牌理出牌稍多了点。

关于梁氏文风,自有文学评论家作专业论述。而我以为,梁羽生的身世,梁羽生的家国,探究价值丝毫不输于他的武侠。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文圩乡,家中是当地望族,1944年日寇铁蹄南践,太平天国史学者简又文教授曾在他家避祸,1949年,梁羽生自岭南大学毕业,供职于香港《大公报》。

30多年前,我曾听父母聊过,说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学彭荣康,彭告诉他:你父亲刚被镇压,你回家无异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时还叫陈文统,遂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彭荣康是我父母的熟人,他的儿子是我的中学地理老师,但我当时年幼,没想过向地理老师咨询一下这个课外问题。

民间故事其实大多并不离谱。多年以后我看到《文史春秋》刊登的彭荣康回忆文章,与我父母所言大体相符,只是细节上稍有差池。据彭荣康说,1950年秋,他在蒙山的邻县荔浦——就是芋头很出名的那个地方,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被羁押,家人写信唤他回乡捞人,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单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的父亲陈信玉被杀。多年以后,梁羽生对彭荣康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陈信玉本是和善乡绅,抗战期间,日寇入侵蒙山,陈信玉曾组织乡团抗日保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到蒙山避难的文化名人。当时学者简又文举家逃亡蒙山,便是陈信玉接济。简又文在回忆录《宦海飘流二十年》中写道:“想起陈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没齿难忘。我们一家遇到大难,流落在异乡为异客,正在途穷忘绝、不知死所之际,忽有爱徒体念师生之谊。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养、庇荫、护卫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归来。”

半个多世纪前的土改,一生良善却横遭杀戮的地主绅士又何止陈信玉一人。金庸的地主父亲,也是在1951年被杀。我少年时读梁羽生,读金庸,总觉纳闷:为何许多故事都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后来,读懂了。

1940年,16岁的陈文统写过一首《人月圆》:不堪回首当年事,休上望乡台,故园荒芜,故人零落,故迹难埋。想来竟是一语成谶。

梁羽生字笔之间的家国忧伤,与其身世有关。但他终究在惨痛中陷得太深,没能像金庸那般跳脱出来审视家国悲剧。因为常年在左倾报纸供职,也因为时代局限,他骨子里的思想还是左倾的,小说里的人物大多非黑即白,二元对立、阶级斗争的痕迹很明显,就这点而言,他不如同遭弑父之痛的早年金庸开阔。

但梁羽生骨子里还是传统名士,岭南著名女学者冼玉清对其评价是:“赋性忠厚而坦挚,近世罕见。”他始终与政治保持远距离,以耳顺之年澹泊地退隐江湖,1994年还皈依了基督教,这比以老迈之身胡言乱语、追名逐利的晚年金庸,却又高出了好几个段位。

1946年,22岁的梁羽生在聂绀弩主编的《衡阳日报》发表了一阕《沁园春·和毛润之》,“怅繁花并列,仙香杳杳,游春人众,随俗滔滔。跨鹤安期,乘风列子,欲上青云万丈高。”暗讽了某些跟风作和的阿谀文人。弱冠之年,清高风骨已呼之欲出。

土改之后,梁羽生几十年未回蒙山。以反革命家属之身,他无法归来。他终究是熟知大陆政治生态的。1978年,邓小平南下广州调研经济特区一事,国务院向香港一些机构送来请柬,邀请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时叫侄子陈强中从广西赴广州见他。梁羽生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在一个大厅宴毕,出来就把请柬交给了侄子,原来侄子在故乡被人怀疑私通海外特务,梁羽生叮嘱他把请柬拿回去当护身符用。后来,陈强中回乡之后,别人看到请柬上有国务院印章,吓得不再敢骚扰。

所谓故乡,多是势利之乡。80年代,蒙山县重修文笔塔,照例要向本地籍的达人游子化缘,据说梁羽生捐了八百元,颇被当地不少人非议,认为他孤寒吝啬。其实梁羽生捐几百元已经算很给面子了,把别人的父亲干掉了,别人还捐钱给你,你还不满足么。

梁羽生对父亲之死始终有深重心结。80年代中期,广西要员反复邀请梁羽生回乡省亲,梁羽生要求对父亲一案重新甄别,隐然有不平反则不回乡之意。经查,陈信玉属错杀,蒙山县政府下文平反。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彼时之梁羽生,只怕心中亦有无限苍茫,他若非以一支秃笔打出天下名扬四海,也不会成为统战对象,老父的荒坟也许要蒙羞百年。

1987年,梁羽生自逃亡之后第一次返回蒙山,时值蒙山文笔塔竣工,他题藏头诗一首:“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字里行间,还是很主旋律的。而他真实的内心,只有天知道。

早些年,梁羽生以重病之躯又回了趟广西,出席盛典,上电视,接鲜花,繁华得很,喧嚣得很。那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广西。

某年清明,我回故乡时顺道去了蒙山。我们儿时嬉耍的文笔塔已经改名为梁羽生公园,小县城也知道玩名人效应了。我在塔脚的庙里闲散地看碑文,此时暮色低垂,山岚静谧,一老尼欺近,问我自哪里来,我说南宁。老尼见我会说蒙山话,且从省城来,死磨硬泡要我捐钱做功德,我厌恶地摆手,慢慢踱远。

我忽然忧伤地想起了80年代梁羽生收到的募捐信,那封一意索钱的信,我们家也收到过;我想起了1950年的梁羽生,在离囹圄里的父亲只有几十公里时被迫折身,翻越一座座的山梁逃亡,不知道他想起这个故乡,这片土地时,会不会好凄凉。正如《七剑下天山》劈头的第一句: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2017-4-5

彭小明:反右六十周年祭

July 10, 2017

2017 年 07 月 05 日 由 舟巷 发表于 华夏快递

 

毛泽东确曾想借力打力

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长期以来,人民,特别是当事人受害者及其家庭,有一个重要而清晰的记忆,那就是毛泽东“引蛇出洞”,号召人民帮助党整风,提出批评意见;结果在几个月之后,突然变脸,展开反右斗争,几乎所有的提意见者都被打成右派,劳教劳改,九死一生。近年来很多党内主事者如周扬、李维汉、韦君宜和受害人邵燕祥、戴煌、朱正、杜高等人的回忆文字,包括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了。许多历史事实已经曝光。其中反映,毛泽东当时真的希望民主党派和其他人士都来提意见帮助开展整风。他对自身的威信和党的成绩相当自信,而党内高层却并不太赞同。毛泽东原想发动的斗争可能就类似于文革。打击的对象可能就是刘少奇等人。中共的内斗从未间断过。1954年原本要利用高岗打击刘,遭刘反击,毛只好忍痛舍弃高岗。当整风批评开展起来以后,毛和党内高层都意外地发现,虽然是以帮助整风方式提出的意见,怨愤和不满却表现得相当严重,不仅仅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且还有对政治运动的方式、对打击报复的疑虑,对不民主状况的不满等等。党内不同意这样做的干部对毛更有怨言。实际上是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毛决定反击。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已经提到了反动分子向党进攻。但是没有多少读者会想到,提意见的人就是反动的右派分子。当天中央文件也在党内高层下达。然后6月10日毛泽东又下达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文件,明确指称向党提出意见的人是右派分子。毛泽东在整风开始时,作了多次的党内外报告,用非常热情、非常谦卑的语调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整风,非常振奋人心;但仍有很多知识分子还是因为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以及其他运动的严酷而顾虑重重。一些人刚刚打消了顾虑,或者顾虑犹存,却被动员务必发表意见。然而就是在发表意见之后,他们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既是阳谋,也是阴谋

什么是阳谋和阴谋?世界上本来没有阳谋这个说法,是毛泽东为了洗刷自己的阴谋,瞎编了一个说词叫阳谋。大意是说,一件很损的事情原来就没有隐瞒,后来真的付诸实践。而阴谋则是指蓄谋已久的计划,故意秘而不宣,忽然实施,猎物被一网打尽。
我们说它是阳谋,是因为毛泽东早在1947年就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要打击资产阶级党派。斯大林不同意,主张从东欧到中朝越都要团结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党派搞统战。毛泽东遵命潜伏爪牙静待时机,但他早晚还是要驱除非党人员,搞一党专政的。建立政权不到五年,他就把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非党官员调任人大政协虚职。然后再看时机继续打击,则是他的后续步骤。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毛泽东非常注意和重视,连续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久又发表同题再论。要把具有自由思想的公民整肃下去,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整风出现民主自由宪政的意见,他觉得此时此刻时机忽然来到,就决定出手反右了。希特勒打击犹太人也是阳谋。早在他的《我的奋斗》那本书里就说明白了,他用词恶毒而粗俗,直接鼓吹种族仇恨,煽动暴力犯罪,甚至对残疾人施用宫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这个角度说,毛和希特勒差不多,都是有言在先。

说毛泽东搞阴谋,是因为他在决定反击的时候,只对党内高层打了招呼,所有要打击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以及党内基层都没人瞭解反击的内情。从大量名人回忆文章排出的时间表来看,从六月上旬开始到十八、九日,转折已经形成。党内高层不仅绝对保密,而且奉命继续有目的地动员各级知识分子参加鸣放会议,上门劝导和指名道姓地要求知识分子对象参与鸣放,向党提出批评。有些人是被逼到没有退路,不得不讲了几句话。结果反右一开始,按记录搜寻出来,就是右派分子。主动发表意见的就更不在话下了。这就是阴谋。明明党中央已经改变初衷,是要抓住发言者的言论治罪,却故意不告诉发言的人,这不是阴谋是什么?而且,有的言论本来就是毛泽东自己说出来的。例如,民主党派人士担任行政职务有职无权无责不好,应该有权有职有责……这是四月三十日召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上讲的。另外,教授治校的问题也是毛泽东自己先讲的。毛泽东召集著名教授到天安门谈话,他说:“教授治校恐怕是有道理的。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结果凡是在整风中提出教授治校主张的人都是右派分子。毛在杭州会议上曾经说过,每省都要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来办……谭震林听了还到湖南去讲,结果凡是提出党外办报想法的人全部都是右派。

我们不会忘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类文言成语,之所以我们几代人都耳熟能详脱口而出,就是因为这是毛泽东著作里的原话(他从儒家经典里摘取而来,写入毛选之中)。到了他执政的统治下就不再言者无罪了,必须戴上右派帽子,劳改劳教了。郭沫若还特地为此强作注解。如此种种,刚好说明毛泽东要兴文字狱,既是阳谋,也是阴谋。整风时期,共产党已经执政八年,不提民主诺言,实行一党专制,势必引起许多弊端,积聚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知识分子议论蜂起其实是正常的社会反映,毛泽东却把人民的议论视作反党言论,正是中共缺乏执政能力和政治道德的表现。其恐怖和残酷程度超过了汉末的党锢之争、明清时代的文字狱,党锢和文字狱的受害人都仅是数十、数百人,顶多上万人,而反右则是高达五十五万人,甚至三百多万人,而且也株连家属子女。

人民本来对共产党有强烈的民主期待

为什么在毛号召帮助整风的时候,民间会发出这么多要求民主的呼声?我们不可忘记,人民曾对毛和中共抱有殷切的民主期待。1949年鼎新革故,是对国民党专制的否定,也是对新政权的民主期待。不仅知识界、思想界有这样的期待,青年学生和基层人民也有这样的期待。国民党承诺过还政于民,军政训政和宪政,甚至一度在1947年宣布行宪。但是抗战和紧接着的内战妨碍了宪政民主,共产党和左翼的宣传长期抓住国民党的专制和弊政,展开了民主宪政的宣传。特别是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对人民做出过很多的民主宪政承诺。包括刘少奇的绝不搞一党专制,毛泽东的美国式的民主等等许诺。《新华日报》是周恩来手下的一些中共青年知识分子编辑的报纸,对于中国的未来有过相当民主化的憧憬。这些宣传在人民头脑中记忆犹新。在国民党大陆时期的最后阶段,白色恐怖留下了极其黑暗的印象。昆明闻一多、李公仆等民主教授被暗杀,上海王孝和被害等案件,乃至重庆白公馆等监狱对中共囚徒的杀害加深了国民党专制的法西斯印象。人民对国民党的行宪大失所望,而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权的身上。不仅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甚至连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不乏这样的期待,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会起义归顺,或者放下武器,留在大陆,弃绝逃亡之路。人民之中对中共抱有民主期待最大的莫过于民主党派,主要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些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民国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他们不满于国民党的专制,不满于当时的民主不足。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不是要永做应声虫,而是要在新的政权之下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充当在野党并展开民主竞争),也希望施展自己的个人抱负。他们有的没有看清毛泽东的为人,有的如储安平已经感觉到严重性:在国民党手下,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手下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但是他或许还认为,可以逐步努力让民主从无到有,所以他愿意为之作出奉献而继续跟随中共。直到反右前夕他向中共表明心迹,心平气和地提出挑战。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些人物想像成那种死忠中共,帮助整风而被整肃的冤屈者。反右斗争的牺牲品中章罗储这类人物不多,但是他们是政治家和批评家,中国社会应当有这样一批精英人物,可是他们被中共的一党专制扼杀了。邓小平到死都不肯为他们平反,继续让他们把右派帽子戴进坟墓。这是极其顽固而凶险的做法。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批怀抱民主宪政理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等等主张,质疑汉字要不要简化,要不要实行拼音化,教授治校、为什么就是右派分子?就要剥夺政治权利?反右斗争中还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不仅如林希翎那样从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对斯大林和中国的现状提出质疑,还有人(许多姓名已经无法查出)从胡风反革命案的定罪量刑、从宪法遭到党政粗暴践踏的现象提出了对中国社会宪政实施的质疑。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对中共抱持民主宪政期待的,如果毫无期待,还发表意见干什么?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年,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都恢复了名誉。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说,右派言论中的这两类言论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比之文革中的大量无谓的争议和辩论(就是好还是好个屁、某某干部该打还是该保)更有历史的记录价值。

为什么反右在中国社会刻骨铭心

反右在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绝对的负面印象。原因就是毛泽东出尔反尔,食言自肥。说好了是帮党整风,结果是打成右派。但是中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的事情多了去了,为什么偏偏反右的事情被人民铭刻在心?这是因为反右仅仅只有(全国)九十六名不予改正,其余的一律改正,基本不留尾巴。胡耀邦着手实行全国性的改正,不仅通过红头文件层层下达,而且在新闻报刊公开登载,使得人民家喻户晓。再说,右派从戴帽到恢复名誉,仅有二十一二年,较大部分受害人尚还健在。另一个原因是右派分子群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笔和口述能力大大高于民众的任何其他群体。在右派被改正后的数十年里,大量出现了有关右派分子遭遇的文学作品和回忆文字。这些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平较高,而且又来源于真人真事,情节动人,牵涉面广,像《牧马人》、《湘雨潇潇》、《芙蓉镇》和《告别夹边沟》等已成为历史的经典。

其实中共和毛泽东在短短的执政历史上做过了许多次食言自肥的逆天恶事。比如毛泽东、刘少奇曾经承诺过不会实行一党专制,要学美国民主等等,等到建立政权后,却再也不提。毛泽东和朱德在攻克南京进军上海前夕发表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全文选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宣告凡是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人员,只要不持枪抵抗,不故意破坏,就不予逮捕,不予侮辱……结果到了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中,所有国民党军政人员都是整肃对象,并按各曾出任过的职务判处杀管关各种徒刑。1949年后大量建立的劳改营关押的主要就是上千万这样的“历史反革命”。其实他们中有的是起义军官,有的是听从约法八章留下来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连战俘都算不上。中共中央在1950年六月三十日发布《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文件最后第十一条规定,地主在土改后若满五年,没有劣迹和反抗行为,就可以改变地主为劳动者成分。可是在现实中,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越来越多,越来越紧,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改变成分的地主富农。等到1979年宣布为全国地富摘帽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已经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作为贱民和不可接触者早已在三十多年的折磨中去世,幸存者也已丧失申诉和撰写能力。在1955年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所有的私营工商业都必须公私合营。然后由政府支付定息,以逐步完成赎买。可是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政府停付一切定息。工商业者顶着资产阶级的罪恶帽子,却再也拿不到政府承诺的定息。再到1979年,政府给倍遭打击的工商业者家庭恢复(人民内部矛盾)名誉,发还抄家物资,退回被占被拆的房屋,但是定息(尚欠的大约一半以上)则一笔勾销,不再支付了。

相比之下,中共的干部凡是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被平反恢复名誉的,全都补发全部工资,还有各种房屋、物资补贴,子女照顾。其他人民阶层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和其它罪名而长期遭受迫害致死致残人员,他们的家属子女,一般都不予补发工资,也不予赔偿。共产党人总是宣传他们是最大公无私,最不追求个人利益,最关心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可是他们的政策对于本党干部和人民却是截然不同的。

镇反肃反运动中被整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本人健在或子女提出申诉的,一般都先后得到平反。但是他们的平反都是个别处理获得通知的,没有声势较大的群体影响。他们的声音微弱,在中国社会基本上没有反应。地主富农的问题,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反思。中央电视台毕福剑被解职的事件,侧面反映了这种呼声(老地主招谁惹谁了?)。但是中共中央坚持“土改的成果不容否定”,所以除了少数地富成分确实错划的以外,一般只是摘帽,而不予平反,被分掉的田产房产不予发还。

从上述的对比来看,反右斗争成了中共中央自己公开承认的最明确的重大错误,招致受害的人数至少在五十五万人以上,还有披露的消息说更高达三百多万人以上,牵连的家属子女人数多达数百万甚至千万。他们的遭遇通过文学和影视媒体影响了整个中国,成为中国社会饱受冤屈的群体代表。

以右派为主体的劳改文学(大墙文学)为中国文学增添了崭新的一页(包括美国出版的黑色文库)。这些文学描写揭露了中国共产党残酷黑暗的劳改制度和野蛮的狱政。

在反右斗争六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向所有仍然健在的右派分子们致以问候,向所有已故的右派分子致以沉痛的悼念。毛泽东则作为一名食言自肥出尔反尔的现代阴谋家将永载世界历史的暴君列传。邓小平则以他的第一帮凶,名列其侧。

 

作者投稿

赵越胜:红歌背后的哀歌

July 4, 2017

问:赵先生,在你新出版的《燃灯者》(增补版)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文革中惨死的女钢琴家顾圣婴。我们知道,她是中国最有天才的音乐家,却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侮辱迫害,最后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今天请你给听友们谈谈她好吗?

  答:这个话题可不轻松。我写那篇文章时,几次掷笔叹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周广仁先生专门托人给我带话,说我能写顾圣婴,她非常感谢。她们是同一代音乐家,有很深厚的感情,对顾的惨死非常痛心。文革中像顾圣婴这样的英才不知冤死了多少。所以我看到那些在海外还要唱红歌歌颂毛的人,就想问他们:你们还有一丝人性和良心吗?怎么能明知无数同胞惨死于毛发动的文革却无动于衷,反而要去歌颂刽子手?

  问:现在中共红色文化输出的势头越来越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去抹杀那些罪行。

  答:你说得太对了。只要有良心的人记住那些罪行,红色文化就全无蛊惑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谈文革,就是为了保留民族的记忆。也就是为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为它终能走入文明国家行列而存一火种。好,不扯远了,我们来谈顾圣婴。顾生于一个文化书香源远流长的家族。她的远祖顾雍是三国时吴国的丞相,史称“魏晋八君子”。他是汉末大音乐家蔡邕的学生,曾追随蔡邕学琴,极通音律。所以顾圣婴的音乐天赋其来有自。顾家与傅雷先生是通家之好。傅雷先生曾亲自为傅聪和顾圣婴编写文化课本,让他们学习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好东西在中共教育体制内是学不到的。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帮助过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我们知道,潘汉年是当年中共勾结日伪,向日本侵略者传送抗战国军情报的负责人。中共夺权后,必须要掩盖这段卖国汉奸史,所以潘汉年就成了替罪羊,被捕入狱。这就牵连到当年帮助过潘的顾高地先生。顾先生最爱这个极富天才的女儿,从顾圣婴五岁起,就带着她学习音乐,广拜名师。结果小圣婴不负众望,被上海交响乐团录取为独奏员,那时她年仅十七岁。正在顾圣婴的艺术生涯辉煌开始的时刻,她所敬爱的父亲却在家中当着她的面,被人抓走了。这对顾圣婴打击太大了。不仅痛失慈父,还因此成了“杀关管子女”。在那个出身能决定命运的时代,顾圣婴的成长面临巨大的障碍。幸亏当时顾身边有许多爱才又富同情心的师长,他们默默地保护着顾圣婴,送她到北京,跟随苏联专家克拉夫琴科学习。1958年,顾在克拉夫琴科的指导下,参加了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成绩优异,得了最高奖。与她并列这个奖项的,是波利尼,他现在是世界上顶尖的大钢琴家。而且人称“钢琴女大祭司”的阿格里奇也是这个奖的得主,只是比顾圣婴早了一年。从这里,你就能看出顾的钢琴演奏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若正常发展下去,她会成为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

  问:她的中途夭折,实在太可惜了。我记得傅聪就是在58年逃到英国的。

  答:对,傅聪和顾圣婴曾在一起学琴,两个人很熟。傅聪是55年获得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的,同时还得了玛祖卡特别演奏奖。但57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遭到整肃,傅聪真是聪明,看出中国的情况不适宜他的艺术发展,便毅然出走。今天我们实在庆幸傅聪的选择,否则他必是死路一条。我们再看顾圣婴,她那时是一心靠拢组织,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想要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走。什么下农村、去工厂,为工农兵演奏,让钢琴艺术革命化,这些她一点也不反抗,而且还努力实行。文革前,她对那些用红歌改编的钢琴作品,也以极负责的艺术态度来学习和演奏。像什么“洪湖赤卫队组曲”,“翻身的日子”,“高举革命大旗”之类的作品,她也投入演奏,甚至把钢琴搬到上海重型机械厂的车间里,去给工人弹琴。那些改造自己的努力一点没少做。可是她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在贝多芬和红歌之间辗转徘徊。她在灵魂深处酷爱那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酷爱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可在中国那个荒谬疯狂的世界里,她又怕自己的爱,怕自己的阶级立场站错了,何况她的父亲还在劳改营里,她不能不处处小心。她的许多朋友,像殷承宗、鲍蕙乔都提到顾日常生活中的忧郁,她活得沉重,心里有苦说不出。不能把所爱奉献给艺术,对一位艺术家是件多么痛苦的事儿啊!所以我听顾圣婴的录音,觉得她演奏肖邦特别有味道,因为她不知不觉地体会到肖邦音乐中的那个zal。这是个波兰词,意思是屈辱与痛苦。

  问:据说顾圣婴是在知道傅雷夫妇自杀后,决定一死了之的。

  答:可能有点儿关系。傅雷是看着顾圣婴长大的,也给过她一些文化上的影响。顾对傅是相当尊重的,但66年八月底傅家被抄,傅雷被揪头发罚跪,惨遭毒打,傅先生和妻子双双自杀,顾一定是知道的。顾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也是同样的遭遇,可以说是受尽屈辱,像顾圣婴这样一个玉洁冰清、心地善良的弱女子,竟遭那些野蛮的粗汉掴掌,她不能忍受红卫兵的凌辱。一个人自杀而死,反映个人的绝望。但全家一起自杀,满门灭绝,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阶层对这个社会的绝望。顾圣婴死后,她的个别朋友痛惜之余,对她的自杀还有些不理解,比如刘诗昆先生。他竟然认为顾圣婴受的折磨还不够,不至于去自杀。这是很可笑的。生死的抉择不是以受苦程度来计量的,它表示的是心灵的绝望。这些在我的文章中有详细的分析。最可怜是77年顾高地先生从劳改农场释放回家,到上海才知,全家已在67年1月1日告别人世。人间遭遇之惨烈,莫过于此吧。在毛发动的文革中,顾圣婴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者,这样一位天才,死后连骨灰都不知哪里去了,后来开追悼会时,摆在灵台上的骨灰盒是空的。顾小姐真是埋香无处啊。去年我在巴黎爱乐厅欣赏波利尼的音乐会,看他演奏后观众的欢呼,不由想起58年和他并立奖台的顾圣婴,文革的罪孽,真是罄竹难书。希望那些唱红歌的人,想想他们的死难同胞。

□ 原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

 

地主变迁80年:悲情历史与乡绅文化的崩溃

July 4, 2017

转载 王思想--凤凰网博客(2010-11-06 11:32:30)

引用地址http://blog.travel.ifeng.com/article/8502710.html

 

    很多年前,在老家听来的真实的故事,就让我很震惊:一位地主被批判,地点在他出钱捐助的小学的操场上,时间是1960年代。他当地主时盖的房子,依然是这个村最好的建筑;他盖的学校,依然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学校;再往外走,即便有更好的学校,那一般也是其他地主修建的。同样的命运是:这些地主纷纷在自己修建的学校操场被批判。

    这个地主是怎么死的?被批斗后,他走出学校,走到一座小桥,这桥也是他出资修建的。他抬起那颗刚刚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肿的头颅,睁开模糊的双眼,看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一口真正的鲜血从他胸口涌出,大叫一声,栽倒水中。我脑海总是幻想着这样一副图景。与真实相比,能有多大差距吗?

    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好有坏,地主也不例外。而几十年前中国主流文化对地主的妖魔化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地富反坏右”中,地主不仅语序上排名第一,其被妖魔化的程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我不想举太多著名例子了,大家可以看文章后附的那篇文章。

    我想说的是:当年地主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恶霸,远远比农民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无赖贫农,要少得多。在那样的年代,多数地主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勤劳致富,多数贫农都是游手好闲所致。一位朋友跟我讲过,他们家当年是地主,雇着很多长工。吃饭的时候,地主和长工先吃,然后才是地主家的女人和孩子吃。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劳动力是需要被尊重的。每到过年过节,不认字的农民会来地主家讨要对联,地主要自己贡献纸张笔墨,写好了送给农民……

    一种蛊惑性极强的口号从欧洲传到了中国,即西方那一套。于是,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从此过上平等的生活,也就算了。权当80年前的地主被牺牲了一次,换来众生平等。(此处的平等,指的是财富结果平等,不是机会平等。80年前,机会是平等的。)

    可惜,历史不是那样演绎的。80年后,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地主。几个月前,我去北京某地,当我看到一位村支书指着一块又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之时,我无语;当看到这位新地主的豪宅类似欧洲领主的庄园时,我更加无语。类似的情况,这些年已经听到、看到了很多。

    我始终不反对地主的出现,因为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追求财富的机会相同,那么,每个人的结果必定不同。那么,80年来地主的变迁,仅仅是浪费了80年时间,现在我们又回到从前了吗?

    可惜不是,从80年前旧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现的原因、过程、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旧地主大多勤劳致富,新地主几乎全部是依靠与权力的勾结来攫取财富;旧地主造福乡里,新地主横行乡里,只是偶尔趾高气扬地施舍一下……    

    如果仅仅是财富的不公平转移,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新旧地主两重天,导致了中国乡村文化的破产,这才是要命的。

    几千年来,中国总有一些野心家打着奉天为民旗号,争夺天下,导致战乱,民不聊生。但是,中国几千年能够顺利延续,其中,乡绅文化是个重要原因。无论怎么战乱,以乡绅为主体的那部分当时的精英,他们始终勉力维持着各自所在地区的生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本以乡村文化为主题;乡村文化基本以乡绅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当乡绅文化被彻底批倒批臭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彻底被官府垄断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终于堕落到了一个表面最强大、实际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与权力勾结所致,那么,缺乏文化底蕴的他们,仅仅是一群暴发户,他们对乡村生态非但没有任何有益的建设,反倒是无尽的破坏与摧残。

    新旧地主的变迁,意味着生态彻底恶化,我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失去了祖先的佑护。

    我们失去了乡村。在我们失去的众多事物中,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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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自杀者(下):苏联解体25周年

July 4, 2017

来自微信公号:常识(ID:changshibkt)

文 | 丁啸川
编 | 麦芒上 溪酱 小黑 木木
美丨签签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赫尔岑

 

今天我们继续讲述,另外两个自杀者与苏联解体之间的故事。

 

                         阿赫罗梅耶夫,

                         苏联陆军元帅,

                 自杀于1991年8月24日

1989年12月14日,苏联氢弹之父、同时也是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的萨哈罗夫葬礼的举行日期。叶利钦、索布恰克、斯塔罗沃伊托娃等许多在当时被看作是民主派的政治人物为其守灵。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人物出席“俄罗斯革命的象征”“国家级持不同政见领袖”的葬礼,是合乎逻辑的。可当他瞥见稍远处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身影时,不由大感惊讶。

阿赫罗梅耶夫和萨哈罗夫生前是水火不容的敌人。阿赫罗梅耶夫时任苏军总参谋长,且一生都在为国防事业而奋斗,萨哈罗夫则是苏联扩张军备政策最有力的反对者之一。被戈尔巴乔夫下令结束他的流放生涯后,萨哈罗夫曾在公开场合抨击苏联军队在阿富汗战争中的非人道行为。阿赫罗梅耶夫则强烈反对,以苏军指挥官的身份,称其为谎言。

他们的关系似乎不可调和。

但是阿赫罗梅耶夫还是来向他的这位“敌人”道别。除他之外,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来,总参谋部也没有人来。我们无从揣测他的真实想法,或许阿赫罗梅耶夫认为,尽管萨哈罗夫的观点与己相悖,他的人格和良知仍然值得尊重。

阿赫罗梅耶夫出生在摩尔多瓦一个偏僻的乡村,幼年失去了父母。卫国战争开始之时,他只是一个排长助理。到战争结束时,凭自己的出色表现晋升为营长——尽管他是在重度神经衰弱、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的情况下,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迎来胜利日的。1979年至1988年,他一直担任苏军第一副参谋长,随后升任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在阿富汗战争的所有作战计划(包括撤军计划)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阿赫罗梅耶夫本人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他也并未像其他许多将军那样,肆意掠夺喀布尔的钻石和名画,然后据为己有。此外,他多次拒绝为自己加薪,是最快响应上交外国礼品规定的高级军官之一。

阿赫罗梅耶夫可以说是一个迂腐顽固的军备扩张支持者。七十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数量是美国的二十倍,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沙尔纳扎罗夫曾问过:“为何需要这么多武器?”阿赫罗梅耶夫回答说:“因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建起第一流的工厂,绝对不比美国人差。难道您要命令他们停止工作,去生产电饭锅?”这段对话常常被用来抨击苏联顽固分子,但其实,与其说阿赫罗梅耶夫维护的是军备制度,不如说他维护的是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美苏裁军谈判中,阿赫罗梅耶夫是主要的军事专家。戈尔巴乔夫承认,没有阿赫罗梅耶夫,谈判不会成功。但是戈尔巴乔夫单方面的让步却让阿赫罗梅耶夫无法忍受。1991年,他在与一个外交官朋友合写的《元帅与外交官的眼睛》中这样说,在美苏之间关于短程与中程导弹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地决定销毁苏联独有的先进短程导弹,却没有在军方的建议下对美国作出同等要求。

阿赫罗梅耶夫语带讥讽和绝望:“不如我们干脆在中立国瑞典申请政治庇护,别回国了?”

从参加萨哈罗夫的葬礼一事就可以看出,阿赫罗梅耶夫其实不同于他的许多顽固的同僚。他并不反对改革,但他看到,无论是在军队,国防工业,还是外延到整个经济领域,改革带来的却是退化。他在1989年至1990年间艰难地忍受苏联媒体对军队发起的攻击,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却无动于衷。他曾表示对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丧失信心,因为在许多他认为刻不容缓的军事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却不做决断。他和他的同僚们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都将西方视作对手与敌人,而总书记却大谈特谈“世界是一个共同家园”。精疲力竭的他起初以为这是有人谎报实情,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背叛。

1990年,曾被西方视作是苏联外交底线的两个德国最终走向统一,苏联几乎是无条件放弃了在东欧的驻军和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的单方面让步使举世为之惊讶,随后他在德国被授予“最佳德国人”这一语带讥讽的称号。将军们不能容忍这一切——这是军方强硬派为挽救苏联而发动“8·19”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赫罗梅耶夫并不是政变的谋划者,19日早上得知此事时他还在索契与家人度假。随后他将家人留在了休养院,只身返回了莫斯科。当晚,他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会面,表示了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支持——在总统所有的助手和顾问里,其余的人都在等待、观望。只有他,一个已经68岁的老人,公开支持。

政变的失败是在21日明确的,但是阿赫罗梅耶夫更早预料到了这个结果。22日,他听说戈尔巴乔夫回来了,但是他没见到。他开始给戈尔巴乔夫写信:“为什么我自行来到莫斯科——没有任何人召唤我从索契回来——又为什么开始为‘委员会’工作?其实我确信这次冒险会失败……从1990年开始,我已经如同今天一样,确信我们国家在走向灭亡,不久将分崩离析。我是想找到一个大声疾呼的方法……听起来也许牵强和天真,但这是真的。在我的决定里没有任何自私动机……”在八月份的另一个笔记本里他还写道:“戈尔巴乔夫珍贵,但祖国更珍贵!”

23日,阿赫罗梅耶夫下班回家后,与家人坐在一起谈话。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正在等待被捕。女儿问他:“你不后悔飞回莫斯科吗?”他回答:“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诅咒自己一辈子。”

也正是在这天晚上,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签署了中止俄罗斯境内苏共活动的总统令,苏共中央大楼在这一天的深夜被示威者占领。次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

我们无从揣测阿赫罗梅耶夫的内心究竟有多痛苦——当目睹自己一生的努力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时。我们只知道,他在24日晚上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4日上午9点去克里姆林宫上班前,他还答应晚上带外孙去散步、担心谁去机场接从索契返回的妻子。白天和父亲通过电话的女儿认为,父亲很正常,怎么也不可能自杀……然而到了晚上,手中没有枪的阿赫罗梅耶夫用一根绳子上吊自杀——这对一个有着“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而言实在是莫大的悲哀与不幸。

在他留下的五份遗书中,除了给家人和同事的之外,还有一张没有写收件人的:“当我的祖国即将毁灭,当我视为生命意义的一切都在毁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过去的生活赋予了我离去的权利。我已经斗争到底。”

阿赫罗梅耶夫的葬礼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参加。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都没有对他的离世表示过慰问,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军四星上将威廉·克劳福(里根时代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职业军人的最高官职)却多次尝试打电话给他的家人表示慰问。

(左为阿赫罗梅耶夫,右为克劳福(1988年))

克劳福与阿赫罗梅耶夫曾进行过多次军事谈判,他对阿赫罗梅耶夫十分尊重。他在9月刊的《时代》上写出了长篇的祭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着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1989年,他对我说,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不满情绪的深度,他有变革的愿望,但他无法预见,改革将把国家带向何方。一年前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毁掉共产党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自己。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我的心脏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当有人对你说,你为之奋斗五十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是多么的苦恼啊!”

比奥尔忠尼启则幸运的是,阿赫罗梅耶夫看到了自己的信仰为何遭人背叛;同样不幸的是,他一样无力对抗这一切。

他很像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但他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能改变什么——所谓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莫过于此。

 

                   奇梅良·吉纳托夫,

           卫国战争老兵,自杀于1992年

1992年9月的一个星期一,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秋天,一位穿戴整齐、拎着手提箱的老人,久久伫立在白俄罗斯边境上的布列斯特要塞附近的一个火车站台上。当布列斯特要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上班时,交通检查处的警铃响了——这位老人选择卧倒在火车轮下,离开了这个他曾经用鲜血保卫的地方。

他是齐梅良·吉纳托夫,卫国战争爆发之时最先抵抗纳粹德国军队的一批人之一。

1941年6月22日清晨,他所在的部队在布列斯特要塞率先抵抗希特勒军队的进攻。几天后他负伤被俘,曾两次尝试从纳粹集中营中出逃,第二次才成功。战争结束时,他因在布列斯特保卫战中的贡献被授予卫国战争二级勋章。之后,他的足迹遍布全国,曾经参加过远北地区、远东地区铁路的建设。退休后,他定居在西伯利亚。

尽管居住地与布列斯特相隔数千公里,吉纳托夫每年都会到布列斯特要塞和战友聚会,给那里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送蛋糕,那里的工作人员全都认识他。

他对布列斯特的感情并不难理解——将信仰寄托于他所保卫的国家,这是他和奥尔忠尼启则和法捷耶夫最大的区别。对于身居高位的人而言,国家或许只是由他们支配的机器。但是对于他,国家是实实在在可以触摸到的实体。战争时他每天在战壕里都强烈感觉到国家的存在。有与他同时代的老兵回忆战时的口号时说:“我们冲锋的时候并没有像外界传闻那样喊‘为了斯大林!’,我们喊得最多的是‘为了祖国!’,其余都是骂人的脏话。”

1992年9月,他如同往年一样来到布列斯特,与战友相聚,在要塞中徜徉良久。与往年不同的是,游客明显减少——当年他在此浴血奋战保卫的国家已不复存在。

周五,他同所有人道了别,还说周末就要回家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说的告别,意味着永远留在这里。

他自杀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一份遗书。令人意外的是,除开将自己安葬在要塞的要求之外,这份遗书不是留给战友或是家人,而是痛斥当时的叶利钦-盖达尔政府(其在苏联解体初期的改革措施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

遗书里有这样的片段:

“如果我那时在战争中受伤而死,我会知道我是为祖国而牺牲。可是现在,我像狗一样生活。就这样写在我的坟墓上吧,不要以为我是疯子……

……我宁肯站着死去,也不愿意跪着去乞求可悲的补贴苟延残喘……只是不要忘记在我的衣袋里放进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证书——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是英雄,但我们在贫困中死去!……我就要死了,但我不会屈服。别了,祖国!”

在吉纳托夫的追悼会上,他的战友们从遥远的各地赶来,他们酒后在饭桌上的肺腑之言,或许就是对吉纳托夫这样的悲剧的最好哀悼:

——唉,齐梅良……他受了欺侮,我们所有人都受了严重的欺侮。

——你要是讲给他们(指他们的后辈)听听吧……他们会觉得就和童话一样,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战士们为什么牺牲性命也要救下战旗?可以再缝一面新的嘛。”我们战斗,我们杀敌,都是为了谁?是为了斯大林吗?傻瓜,都是为了你们这一代啊!

——他们掠夺了我们的苏维埃祖国,出卖了她……如果我们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们就会另作打算了……

——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都说出来吧,现在可以说了……

“我就要死了,但我不会屈服。别了,祖国!1941.7.22”他的战友们普遍相信,战时,吉纳托夫曾在布列斯特要塞的地下室用刺刀刻下这样一句话。但是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样一段象征苏联人民英勇作战、忠于苏共事业的话,更应让它“属于”一个“战死沙场的无名英雄”,而非吉纳托夫。当然,这更符合党的需要。

 

后记:

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理解/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唯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正如正文所述,宏观上高屋建瓴的反思之下,潜藏着的是个体信仰的崩塌。当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纪念日的主流,个体的喜怒哀乐与独特经历就难以找到它们应得到的纪念与评价;当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化作官方话语与历史记述中的千篇一律的政治符号,先辈们的苦难与教训就更难以转化为今日我们的自由与幸福。

——历史并不仅仅只是我们手中一面勾勒过去、反映自己德行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秘闻曝光录——苏联历史错案纪实》,姜琦谢宗范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斯大林的肃反:人和事》,荣植赖万宁涂多琳何小平温寰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癌病楼》,【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康·西蒙诺夫著,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创作概貌》,【苏】弗·博博雷金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那么近那么远》,蓝英年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寻墓者说》,蓝英年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年版

《二手时间》,【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苏联的最后一天》,【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苏联的最后一年》,【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失败的帝国》,【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俄罗斯的命运》,【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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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自杀者(上):苏联解体25周年

July 4, 2017

来自微信公号:常识(ID:changshibkt)

文 | 丁啸川
编 | 麦芒上 溪酱 小黑 木木
美丨签签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赫尔岑

常识编者按

二十五年前,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帝国就此终结。

然而降下的绝不仅是红旗。四位忠诚的苏维埃斗士相继自杀,为这个庞大帝国的陨落留下最后的注脚,从其中我们得以一窥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25年前,苏联解体。那段历史与当下之间,有着巨大的时空阻隔,但我们依然试图从文字中想象、还原它的真实模样。

1991年12月25日晚7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讲话。克里姆林宫上悬挂了七十余年的红旗缓缓降下,标志着一个帝国的最终谢幕——距离这一切的发生,至今已经过了整整25周年。

即便到现在,我们可能仍难以理解这为何发生。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在内战的战火中分崩离析,拥有庞大核武库和常备军的苏联却以几无波澜的方式走向了解体。一个可以和罗马帝国的灭亡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发生,以至于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其规模。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将军写道:“在那个圣诞节,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苏联消失了。没有争斗,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用一支笔划了几下……它就消失了。”

当然,到如今我们自然可以说已经对大部分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了如指掌。我们指责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争权夺利加速了苏联的衰落,也同样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缺乏力度和连续性;我们责备勃列日涅夫执掌下苏联整体的官僚化,也责备赫鲁晓夫未能彻底改革斯大林体制;甚至于我们时常追根溯源,在斯大林和列宁的年代寻找原因——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无所不包——这些当然都是有意义的探寻,但本文之意并不在此。

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曾总结道:“俄罗斯是矛盾的,是二律背反的。俄罗斯精神是任何学说所无法解释的。”他观察到了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所存在的悖论。在他看来,俄罗斯在历史与地理上处在东西方的交汇之处,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在精神深处的碰撞塑造了悖论般的文化。人们害怕政权,渴求无拘无束,却又同时渴望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中,驯服而温顺;俄罗斯是一个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民族,他们在建造和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时耗尽了自己的创造力,以至于丧失了个体权利的意识,不再重视个性的生存。

本文选取了跨越两代人的四个人物,他们出身各异、经历不同,既有会被教科书记下的曾身居高位的党的干部,也有默默无闻的卫国战争老兵——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怀着崇高而真诚的信仰,他们也都最终选择了自杀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作为自己人生的终结。

他们的信仰是否曾有过动摇?他们的所面对的现实又与他们的信仰有何冲突?曾愿意为心中的信仰和事业付出一切的他们为何最终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些带有矛盾性的疑问让我们不由得去探求别尔嘉耶夫一个世纪前给出的论断。从1937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克里姆林宫到1992年寒风凛冽的布列斯特要塞,我们或许得以窥见潜藏在寻常的历史叙事下,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温斯顿·丘吉尔曾言,“俄罗斯是谜团中笼罩在迷雾下的一个谜。”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老布尔什维克,自杀于1937年2月18日

在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撰写的《斯大林的随从们:苏联政治中的危险岁月》中,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被和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归为一类,可以被看作是斯大林最忠诚的随从。节日游行上斯大林的巨型画像四周环绕着他的“战友们”的小一些的画像。在新的苏联民间故事中的民谣和诗歌里,他们都是斯大林“王子”的“骑士”。

但是与其他人有着显著区别的是,奥尔忠尼启则可以称作是这些人中真正的革命者和布尔什维克。人们常常说,成长于官僚化的党组织中的莫洛托夫最不可能成为革命者。

红军之父托洛茨基(后在与斯大林的党内斗争中失败,被驱逐出苏联)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嘲讽他的话,称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党内官僚”。

而奥尔忠尼启则则完全不同。生于1886年的他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好友,早在1903年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站在布尔什维克的一边。1905年俄国革命至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他曾三次被捕,两次被判流放,两次流亡出国,服过三年的苦役。

甚至连他的本名都已经无人记得,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早年参加革命的化名——谢尔戈。索尔仁尼琴在《癌病楼》中借由主人公与病友舒卢宾的一席谈话对他作出了精确的描述:“而奥尔忠尼启则怎么样?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愧为一只雄鹰啊!无论是施吕瑟尔堡要塞,还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不难推测出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为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俄国人民的解放与不受压迫而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也正是这样的信仰,支撑他挺过了沙皇政府对他十余年的迫害。就如同《癌病楼》中舒卢宾谈及自己时说的:“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而且,我们简直把为世界革命献出生命看成是幸福!”——这是一种最为朴素又最为坚定的信仰。

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的关系尤为密切。实际上许多年来,这两个高加索人几乎形影不离——一起被关进巴库的监狱;一起在格鲁吉亚的梯弗里斯并肩战斗;一起筹划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正是奥尔忠尼启则当年把默默无闻的斯大林郑重推荐给列宁。

1926年11月,奥尔忠尼启则一家从罗斯托夫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先让他们暂时住在他那儿。后来组织上将奥尔忠尼启则的房子安排好了,他们准备搬走。斯大林说:“我看得出,你们俩喜欢我这个房子,是不是?”

奥尔忠尼启则回答说:“是的。

”斯大林立刻答应:“那你们就住这儿吧,我搬走。”此后,斯大林特别爱到奥尔忠尼启则家来,或者吃饭,或者聊天,如同家人。


(著名的高加索三剑客,左起米高扬、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道:“奥尔忠尼启则在我家住的时间很长。他和我父亲很要好,他的妻子和我妈妈也是好朋友。”

她还说,“谢尔戈是个喜欢说笑、嗓门高、十分热情的、真正的格鲁吉亚人。他一进门,他的那大嗓门儿和爽朗笑声都会使墙壁晃动。”

实际上,奥尔忠尼启则性格有时非常急躁。尤其是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他显得有些严厉而无情。但是在另一些场合,他却又是一个温和仁慈、有正义感的人。他往往直言不讳,是少有的敢当面向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对此,斯大林亦能表现出容忍的态度。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也许正是这种长期的友谊,塑造了奥尔忠尼启则的一个原则:支持斯大林就是支持党。1922年在苏联建立前夕的高加索民族自治问题上,奥尔忠尼启则替斯大林承担了列宁对他的批评;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党内其他人的斗争中,奥尔忠尼启则都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即便是在集体化运动等备受争议的议题上,奥尔忠尼启则仍忠实地执行了斯大林的指令。他对斯大林和他的所作所为鲜有怀疑。


(1933年,奥尔忠尼启则(左一)与斯大林(左四)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合影)
起初,奥尔忠尼启则对斯大林镇压反对派的行为持赞成态度。

但随着许多战友的入狱、流放、抄家,甚至被成批枪毙,他感到疑惑不解——他不相信有这么多的“反党分子”。况且,根据在格鲁吉亚多年的工作了解到的情况,他认为掌管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个恐怖机器的贝利亚是个无原则的恶棍,并多次直截了当地向斯大林谈论过自己的看法。这让一直深得斯大林宠信的贝利亚得以在斯大林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仗义执言让他和斯大林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后,斯大林清洗和镇压的范围与力度开始骤然扩大。在1935年初至1936年中的第一次政治大审判中,斯大林除掉了他的老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随即,根据第一次大审判的被告的“补充交代”,奥尔忠尼启则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副手皮达可夫(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被逮捕,并被指控多项罪名。奥尔忠尼启则为了营救皮达可夫向斯大林求情,并轻信了斯大林“只要皮达可夫认罪就不会处决他”的虚伪承诺,充当了斯大林的说客。皮达可夫十分信任这位上司和好友并在法庭上认罪,但最终还是于1937年1月30日被处决。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开始很明显地疏远并有意打击这位多年好友。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要求他在将于2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代表中央作一次关于工业破坏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不仅应当称赞已经进行的逮捕,还应当进一步论证清洗的必要性。奥尔忠尼启则在准备报告时派了几个人到地方上去调查,全会前两周那些同志都回来了。从带回的材料看,根本就没有任何破坏活动。他的内心万分煎熬——既无法违背党对他的要求,又不能昧着良心罔顾事实。

斯大林还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谢尔戈的哥哥波普利亚·奥尔忠尼启则,并编造了一套“供词”,和其他被逮捕的人(包括他的许多同事、好友和亲人)涉及谢尔戈的“交待材料”一并转交给他。斯大林在其中一份材料上批示:
“谢尔戈,你看看,他们关于你写了些什么。约·斯。”

米高扬回忆说,一天,奥尔忠尼启则十分忧郁地对他说:“我哥哥说了许多多余的话,撤他的职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是个正直的人,忠于党,我不怀疑这一点。怎么逮捕这样的人呢?我知道,没有斯大林的同意是不会这样做的。他甚至没有告诉我,要逮捕我哥哥。”

…………

“在他自杀前三四天,深夜临睡前我们俩围着克里姆林宫散步。他对我说,他没有力量再这样工作下去了。‘斯大林干得很糟糕,我一直是他的亲密战友,我相信他,他相信我。现在我无法与他共事,真想自杀。’我听了后很吃惊,劝他说这种想法不对,自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给他举了一些例子。我觉得,好像说服了他。过了一天,我们又见面了,他又提到自杀。我十分担心,劝他千万不要走这一步。”

这个时候,奥尔忠尼启则已经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奋斗了三十余年,而他在这三十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然而现在的事实使他不得不思考:自己这三十年来信仰根基是不是充斥着谎言与错误?即便是斯大林现已用党的名义处决了他的副手、逮捕了他的哥哥,他仍然不敢完全否定自己对斯大林的信任——从他和米高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清楚地知道,这将逼自己走上绝路。

自杀前一天与斯大林的争吵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937年2月17日上午,斯大林来到奥尔忠尼启则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奥尔忠尼启则到走廊迎接他。奥尔忠尼启则一副病态,脸色苍白,眼睛下面黑圈依稀,可能是不久前心脏病发作引起的。两人经过摆着好几个书橱的厨房,走进舒适的小房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斯大林从裤袋里掏出烟斗,装上烟丝,他的动作是缓慢的,只有那些知道谁也不会催促他的人才会有这么慢的动作。奥尔忠尼启则急于打破这种令人难堪的沉默,可是他还是忍住了。斯大林的烟斗冒出了烟,奥尔忠尼启则才开口气愤地抗议内务人民委员部搜查他的住所,斯大林却冰冷冷地回答说:“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可以搜查我的住处,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斯大林的神态和回答使奥尔忠尼启则顿时火冒三丈,接着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无理逮捕大批无辜者的行为也提出了强烈抗议。他越说越激动,嗓门越来越大,而斯大林却不紧不慢地作心平气和的回答,甚至故意讲的慢条斯理。奥尔忠尼启则的理智失去了控制,几乎是在大声嚷叫着,苍白的脸色变成了病态的紫绛色。他挥舞双手,力图说服和责备斯大林。

斯大林双手放在腹部,站在那里,烟斗扔在桌上。

奥尔忠尼启则威严地说:
“你给我坐下!

斯大林按捺住心头的怒火,依然冷静地说:
“为什么发火?亲爱的……又抓错了谁?”

奥尔忠尼启则为斯大林的亡妻阿利卢耶娃的弟弟说情:
“为了你妻子的亲兄弟我应该求你吗?他为你抚养雅什卡(斯大林的儿子),你还嫌不够吗?用让人蹲大牢的方式来表示感谢吗?”

斯大林当即表示:
“我们一定放人。”但随即问到:“这是一次什么谈话?自己人之间有何怨恨?你还要替谁说情?”

奥尔忠尼启则差不多要喊叫起来:
“替所有你圈定的人……替党……替军队……替我的人……我发现——你有个计划……不把所有人杀尽……你是不会放心的。我替所有的人向你求情,你要我给你下跪吗?……”

斯大林打断奥尔忠尼启则的话:
“你就直说,谁指使了你?谁敢破坏我们的友谊?……”

奥尔忠尼启则不搭理斯大林的问话,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而你不怕报应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会害怕的……当你夜晚拿着灯或电筒往你睡觉的床下照时,你会胆战心惊。要知道你现在什么也没有,没有朋友……只有奴才。心爱的女人也没有……唯一的癖好就是权力和残暴。你说说,当妻子和小孩哭泣时,你是哪种享受呢?当男人们哭泣时,又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你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幸福吗?”

奥尔忠尼启则的话触到了斯大林心灵的痛处。斯大林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流氓!我枪毙了你的哥哥波普利亚,我也要告诉你,无论哪一个奥尔忠尼启则都不会留下!一个也不留!我向你坚决保证做到这一点!”

两人都怒火上升,暴跳如雷,彼此都说了一些侮辱对方的话,最后甚至用格鲁吉亚语互相谩骂起来。他们两人之间的信任谅解顷刻间烟消云散,长达三十年的友谊一朝破裂。

或许直到现在,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他才敢于说出自己心中所想:斯大林在以党的名义满足自己的权欲,而这背叛了他为之奋斗的一切。他对党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斯大林个人的信任与友谊。当这两者不复存在,信仰的大厦也顷刻崩塌。

大吵一架后,奥尔忠尼启则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伏案工作到凌晨两点才回家。起床后,他没有穿外套也没有吃早饭,整个白天都在写东西。有个朋友来看他,他没有让朋友进卧室,也没有出来见他,只是让他去餐厅吃饭。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很不安,给自己的姐姐维拉·加甫利洛夫打了电话,叫她来一下。

18日下午5:30,奥尔忠尼启则的卧室传来两声枪响,季娜伊达立即跑进房间——谢尔戈已经躺在床上停止了呼吸,床单上溅满了鲜血。

季娜伊达后来回忆说:
“在厨房里我听到了两声沉闷的巨响,赶紧跑进卧室……他躺在床上,子弹打穿了胸膛,全身是血……我拉住他的手,摸了摸脉搏、头和嘴,他死了,在瞬间离开了我。我马上扑向电话,叫了医生,接着叫了姐姐维拉,又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他不在,去散步了,我说:“请告诉他,季娜伊达来电话了,马上就去告诉他,我等他回电话。”

等了多长时间,不知道,也许十分钟,也许一个世纪,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的手在发抖。

“什么事这么急?”我觉得他很生气,“什么事这么急?”他又问了一遍。我大声说:“他像娜佳那样做了!”斯大林马上扔下电话,我听到了嘟嘟……的忙音(娜佳就是斯大林的妻子,她也是自杀的)。”

虽然就住在奥尔忠尼启则的对面,但是斯大林在接到电话后并没有立刻赶来,而是先召集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当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终于进了谢尔戈的卧室时,他几乎是立即注意到了在他来之前进房间的维拉·加甫利洛夫手上握着的几张纸——谢尔戈把字写得如珠子般大小的遗书——并一下就在她们还没读之前抢了过去。这时候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已经泣不成声,向着斯大林大喊:“你没有为我,也没有为党把谢尔戈保护好!”

斯大林则粗暴地回答:“住口,蠢东西!”

谢尔戈的弟弟回忆录中写道他稍晚到达谢尔戈在克里姆林宫的寓所之后的场景:
我听到了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在餐厅里讲的话:“这件事应在报纸上发表。”斯大林回答:“在报纸上说他是因心脏破裂致死的。”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反驳他说:“谁也不会相信。”她补充说:“谢尔戈喜欢真话,报纸上应该讲真实情况。”“为什么会不相信?谁都知道,他有心脏病,所以大家都会相信。”

……

谢尔戈的秘书马霍维尔也被他看到的这一幕惊呆了,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记在心里了。

他说:
“这些混蛋们,把他害死了!”

斯大林为他的这位好友在列宁墓前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官方要求各地党组织要以相应的方式悼念这位“钢铁般的人民委员”。

米高扬回忆,斯大林说:“如果我们宣布他是自杀的,就无法以应有的方式安葬他。”

直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官方才终于宣布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的事实。

索尔仁尼琴借《癌病楼》里的人物之口说:

“而奥尔忠尼启则怎么样?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愧为一只雄鹰啊!无论是施吕瑟尔堡要塞,还是苦役,都未能使他屈服,可究竟是什么把他阻挡住了,使他一次也没有说出反斯大林的话?他们宁愿神秘地死去或自杀——这难道是勇敢吗?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我哪能给您解释呢!我可不行……这该由您给我解释才对。”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无产阶级作家,自杀于1956年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

1933年,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答巴西进步报纸记者问》中,就自己的创作与成长过程写道:

“我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是作家,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由于这个原因,我的创作会成为革命的创作。”

法捷耶夫当然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他出生于一个激进的革命家庭,母亲信仰马克思主义,父亲则是民意党人,几个表哥都是布尔什维克,先后为革命事业牺牲。他自己17岁时入党并参加远东游击队与日军作战,后被选出为党的十大代表。他在因伤复员后进入矿业学院学习,毕业后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1927年他出版的《毁灭》使他声名鹊起。这部小说影响之大,以至于在30年代初,鲁迅就曾给《毁灭》以高度的评价,称它为“一部纪念碑的小说”,亲自将其译成中文。

1925年,法捷耶夫加入文学团体拉普主办的杂志《十月》。到1932年时,拉普已发展成为全苏联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但是斯大林担心它发展为政治势力,当年决定解散国内的一切文学团体。尽管拉普的所有成员都极为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大部分领导成员反对斯大林的决定——唯独法捷耶夫拥护这项决定。这让法捷耶夫成为斯大林身边的红人。他随后进入新创立的苏联作协的高层。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他这么做很有可能只是出于“斯大林比我们都高明”的简单想法。

在另一位苏联著名作家、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代表人物爱伦堡看来,法捷耶夫与斯大林的关系,就是严守纪律的士兵和权力无边的总司令之间的关系。与奥尔忠尼启则类似,法捷耶夫也将斯大林视作党的化身。他曾对爱伦堡说:“我最怕母亲和斯大林,但也爱他们两人。”

法捷耶夫有自己的文学审美,对作品常常有自己的看法,却常常迫于只将他当作工具的斯大林的压力而改变自己对作品的评价。1928年他曾和拉普战友一起抨击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而到了1938年,斯大林将马雅可夫斯基树立为无产阶级诗人的榜样后,他却把《好》的发表称作是“历史事件”;他在作协理事会上严厉谴责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脱离生活、孤芳自赏,但又在咖啡馆和爱伦堡聊天时问想不想听真正的诗,朗诵的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对于法捷耶夫在1945年创作的佳作《青年近卫军》,斯大林起初是赞赏,后又责备法捷耶夫在小说中没有突出党的领导(《真理报》随即刊发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责令他重写。法捷耶夫公开承认错误并重写,但他知道一旦重写就不是原书了。

斯大林连杂志印张、稿酬、作家起居这样的小事都亲自过问,即便是1946年任作协总书记后,法捷耶夫也不能独自处理作协日常事务。他感到自己的创作才华与天赋无用武之地,自己正在蜕变为一个平庸的官僚。他在1933年时,尚能满怀激情地宣称自己的创作热情有多么高涨。然而终其一生,才华横溢的法捷耶夫只创作出了《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两部长篇小说。他最终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对远东游击队的老战友谈起斯大林说:“你对美女神魂颠倒,可后来才知道抱在怀里的却是丑妇。”

更让法捷耶夫的良知备受折磨的是,从1934年作协成立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超过两千名作家遭到迫害。按照内务部的逮捕令必须经所在部门首脑签字的不成文规定,法捷耶夫签下的逮捕令不在少数——尽管许多都是被迫的。创作《青年近卫军》期间,法捷耶夫曾在作家朋友泽林斯基到家拜访时和他说,战后,曾有一次,斯大林召见法捷耶夫去克里姆林宫,严厉地向他责问为何在作协中间有国际间谍而身为总书记的他却没有发现。他讲到最后失声痛哭:“我无权不相信党中央总书记的话,但我却不相信,因为这不是事实。斯大林究竟要我干什么?”

他对这一切追悔莫及。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

斯大林去世后,他松了一口气,对妹妹说:“现在可以自由呼吸了。”他写信给内务部要求为被迫害的作家平反昭雪。很多作家因为他的努力得以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但许多人却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法捷耶夫,甚至将他的前任的账算在他头上。对此,法捷耶夫无力辩解,默默承受这一切。他在作协第八届理事会上的做报告时,第一句便是:“我犯了许多错误,也许我的一生便是一连串错误。”

曾长期住在苏联的匈牙利作家吉达普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说:“不,法捷耶夫在他所说的‘严酷的时代’里有他的难处。我相信,要是占据他的位置是另一个人,‘严酷的时代’卷走的作家将会多得多。法捷耶夫尽其所能减少这地震的损失,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少它”。

然而无人能理解他的努力,在其他作家眼里他只是一个顽固的斯大林分子。他曾重燃对文学事业的希望,从他写给赫鲁晓夫的报告标题就能看出他的热情:《关于改善党、国家和社会对文学艺术指导的方法》、《关于苏联文学艺术领导工作中陈旧的官僚主义危害及纠正其缺点的方法》等等——然而均无下文。1954年,他被撤销作协总书记的职务,三次请求领导人的接见均没有得到答复。

正如英国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所写:

“到底是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还是做一个好人,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许多受害者都知道他天性善良。但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服务多年,所做出的妥协与调和,逐渐摧毁了他的良心、身份,乃至活下去的意愿。”

1956年5月13日,长期酗酒的法捷耶夫在家中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他写给党中央的遗书中的一段话,最好地概括了自己自杀的原因:

我们这代人在列宁在世时怀着何等自由和开拓世界的感觉步入文学,心里充满多少用之不竭的力量,我们创作出并仍能创作出多少完美的作品啊!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意识形态恫吓,却把这一切称之为“党性”。


主要参考文献: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秘闻曝光录——苏联历史错案纪实》,姜琦谢宗范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斯大林的肃反:人和事》,荣植赖万宁涂多琳何小平温寰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癌病楼》,【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康·西蒙诺夫著,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创作概貌》,【苏】弗·博博雷金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那么近那么远》,蓝英年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寻墓者说》,蓝英年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年版

《二手时间》,【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英】奥兰多·费吉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苏联的最后一天》,【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苏联的最后一年》,【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失败的帝国》,【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俄罗斯的命运》,【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数字时代2016年12月27日 上午 12:20
编辑: Sandra Fu

陈大卫:一场由非法组织推行的非法活动

July 3, 2017

——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之五)

 

一位老朋友在一次聚会时说:“反右运动是一场由非法组织推行的非法活动!”善哉斯言!一句话就点透了反右运动的要害。这场非法的罪恶活动,背弃宪法规定和社会道德准则,把包括大量优秀知识分子的55万(一说三百多万)无辜公民贬为贱民,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法无天、无情无德的境地。许多人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暗无天日的劳改场所备受凌辱,死于非命。这个由独裁者毛泽东蓄意策划的罪恶行径,彰显出一党专政的卑劣与凶残。

 

这场给中国社会造成无穷灾难的罪恶活动,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策划、指导的,但具体组织推动的,却是一个名为“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组长是邓小平,他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发号施令,听取汇报,颐指气使,催逼威吓,使反右运动不断扩大,罹难受害者越来越多,终于完成一场近现代史上的巨大浩劫。

 

按照1954年9月20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按照这些宪法规定,像反右运动这样扩及全国范围、牵动全国安危的重大行动,应该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有关的法律,建立一定的组织,然后再依法进行。而“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成立和开展活动,却都是毛泽东乾纲独断,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当然,如果这个领导小组是中共内部的组织,为了适应整风的需要而建立,用以指导共产党自身的整风运动,这是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外人无权干涉。但是,反右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群众性的政治作为,所有机关、学校、团体、企业、军队,无不卷入其中,这就不是一个政党自身的问题了。毛泽东在宪法通过前一个月时说过,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但是,宪法通过才两年多,毛泽东就抛开宪法,擅自建立“整风反右领导小组”。这个违反宪法建立的领导小组所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是违反宪法的。换句话说,整个反右运动,都是在违宪非法的轨道上运行的。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反右运动中都被剥夺殆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不幸蒙难者,更成为不受宪法保护的法外贱民。

 

反右运动的违宪非法,首先表现为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1954年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罹难者,绝大部分是响应共产党组织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针对共产党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个整风主题,发表一些看法,而且多数是经过党组织的再三动员,在一定党组织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应该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如至今未能平反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言论,都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征求意见而召开的几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毫无问题都符合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但后来却都被定性为右派言论,在报纸上点名丑化,召开大会批判。这就不仅违反宪法,而且有悖社会道德。你把人家请来提意见,结果不但不听取人家的意见,反而倒打一耙。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出面召开的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多数是有意设下的陷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就不仅是违反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而且是对宪法的直接挑战。

 

其次,反右运动违反了1954年宪法第八十九条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第九十条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在反右运动期间,被批判者往往被勒令交出书信、日记、文稿,积极分子可以闯进他们家里查抄,甚至把他们幽闭起来。在许多批判会上,批判者往往超出被批判者的言论,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人格污辱。在这些批判者的观念里,没有什么宪法和法治,没有什么公民权利,充溢于他们脑子里的,是阶级斗争,是站稳立场,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后果,在反右运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三,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但反右运动的罹难者却都被剥夺了正常劳动的权利。大量罹难者被押送到劳改场所,名义上是劳动教育,实际上处于比刑事罪犯的劳动改造更加恶劣的环境里,受到凶残的虐待与凌辱,以致成千上万罹难者被饿死、累死、冻死、病死、打死。即使是没有被送进劳教场所的罹难者,也因陷于贱民地位而得不到平等的劳动机会,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承受人们的蔑视和唾弃,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是有悖于宪法赋予公民的劳动权利的。

 

第四,宪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公民对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书面或口头控告的权利。许多公民在座谈会上或用大字报的形式批评党政机关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就是行使这条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他们针对党政机关的缺点错误,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议,大多数意见都比较平和,即使少数出语尖锐,带有控诉的口吻,也没有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把这些善意的言论作为定罪的依据,显然是同宪法相违背的。

 

第五,反右运动后期提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据以把55万(或三百多万)无辜公民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反右运动最后最荒诞的一幕,也是最违宪最非法的一幕。这个所谓的标准,根据的是《人民日报》6月19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里,关于辨别香花毒草、区分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毛泽东在2月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这个报告时是没有的,毛泽东从4月下旬到6月中旬,对报告的文稿作了十多次修改,这六条标准是在5月25日修改时增加进去的。反右运动后期就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略加修改,成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这六条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都是违宪非法的。其一,这六条标准被认为是划分敌我的标准。毛泽东把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提出批评建议的许多公民的问题,确定为敌我矛盾,所以对划成右派分子的公民,都按敌人对待,实行专政。这个做法把公民分为人民和敌人,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却是同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在法律面前,公民只有有罪无罪之分,没有人民敌人之别。反右运动显著地暴露出人民民主专政同法治精神互不相容的特质。

 

其二,这六条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实际上也是定罪的标准。确定公民是否有罪,是法院的职权,法院以外的任何政党、机关、团体,都无权决定一个公民是有罪还是无罪。法院确定公民是否有罪,有什么罪,都以法律为根据。除了法律,没有任何文件条款可以成为定罪的依据。反右运动由非法院的组织来确定大量公民有罪,而且按照并非法律的条款来定罪,其违宪非法是十分明显的。

 

其三,这六条标准的内容,都属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只有是非之别,不能据以判定有罪无罪。而且有罪无罪取决于行为是否给社会或他人造成危害,不取决于任何没有行动的言论。公民在座谈会或大字报上发表的意见,多数属于意识形态一类的问题,而且只有言论,没有行动。根据这六条标准就把无数公民贬为贱民,是对对公民权利的蔑视,也是宪法和法律的亵渎与污辱。

 

其四,任何法律条文,作为判定公民有罪无罪的根据,如果有罪的话,处以什么样的刑罚,都有明确的定性定量的界限。法律条文的明确性是法治公正性的前提与保证,而六条标准却具有无限的弹性,当政者可以仗恃政治权力,随心所欲地作出任意的解释。在反右运动中,到处可见这样的三段论法:批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反对支部书记=反对党的领导;指出肃反中的失误=反对肃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批评统购统销=反对统购统销=反对社会主义;如此等等,使六条标准成为陷人入罪的陷阱。

 

其五,六条标准不是法律,却比法律更有权威,成为法外之法,法上之法。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除了全国人大,任何政党、机关,包括共产党在内,都没有立法权,都不能立法。法院依法判罪,依法定罪,都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而共产党却擅自定出六条标准,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依据,不经过任何法定程序,就把无辜公民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为罪犯来处置,许多蒙难者甚至被押送到劳教场所,经受种种虐待。这种肆意定罪、迫害无辜者的非法行为,是对宪法和法治的公然挑战。

 

从毛泽东蓄意发动反右运动,成立“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到开展对提意见者的批判斗争,定性定罪,再到部分罹难者被送进劳教营煎熬,都是严重的违宪非法之举。在这个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仗恃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的绝对权力,对被他怀疑为有可能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进行无情剿灭。反右运动不仅残害了几十万(或几百万)的无辜公民,使成千上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死于非命,更为严重的是斫伤了民族的元气,败坏了社会的道德,加上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摧残,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至今仍难以恢复。从这个意义上衡量,这个由非法组织推行、操控的非法行为,乃是一笔滔天大罪,绝不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类的诛心之论所能掩盖的。历史会记录下它的发动者和指挥者的罪行,总有一天,人民会起来清算这笔罪债,洗刷冤屈,还原真相。

 

值此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我希望目前侥幸尚存的反右运动罹难者和关心这个历史事件的人士,都能竭力奋起,口诛笔伐,声讨这个非法组织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且记录在案,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这个渗透着血和泪的惨痛的历史教训。

                           

2017年6月14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27/2017   

胡平:写在十月革命100周年

July 2, 2017

RFA2017-05-04

列宁在十月革命。(档案资料照)
今年,2017年,是苏俄十月革命100周年。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国家。二战后,在东欧以及中国、北韩、北越,也纷纷建立起共产制度。再加上此前的蒙古和此后的古巴、柬埔寨,共产革命一度占领了小半个地球,并摆出了一副席卷天下的架势。然而仅仅70多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就先后告别了共产制度。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尽管到今天,中国和越南还在高举共产大旗,但早已变得面目全非,连古巴也在开始经济改革,只剩下一个北韩还较多地保持着所谓共产制度。我们完全可以说,共产主义已经彻底失败。

共产主义,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站在今天看昨天,就连我们自己都纳闷:对于一个如此凶残丑陋的怪物,当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热诚地追求它?波兰作家希皮奥斯基早年投身共产革命,后来又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在波兰民主转型后回顾自己一生的历程,悲哀地说:“下一代青年人对我们这一代的痛苦经验一点也不会理解。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只是为‘愚蠢’二字作了注脚。”

这的确是愚蠢,但又不止于是愚蠢。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但需要继续揭露和批判共产主义的种种罪恶,同时也要严肃地思考,共产主义为什么当年竟吸引了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谈一点,那就是私有制的问题。

共产主义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实现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然而,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政治理论并非只有共产主义这一家,因此,一个曾经投身共产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主义的召唤为自己辩解,他还必须回答:在当年,为什么偏偏是共产主义成为他选择的献身对象?

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是因为它主张“共产”,这是它区别于其它人间天堂或大同世界模式的关键之点。《共产党宣言》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很多人就是出于对私有制的厌恶,所以才倾心于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最吸引人或最迷惑人的一点。

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就一直是私产社会。主张共产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文明,因此,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而坚决反对之;有趣的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有许多人认定共产主义是打开一个崭新世界大门的钥匙。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时就指出,由于当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中,他们发现这种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便误认为这些罪恶来源于私产制度本身,以为一旦实行共产,这些罪恶就可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与情谊。殊不知这些罪恶是导源于人类的本性,它们决不是共产制可以消除的。相反,共产制只会使这些坏事更多。这一点只是由于大多数人未曾身临其境故而感受不深罢了。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堪称悖论的结果:正因为以前不曾有过共产社会,所以不少人容易对共产社会想入非非;越是在共产主义没有兑现过的地方,共产主义越是显得有魅力;一旦兑现,共产主义便信誉扫地,寿终正寝。在20世纪,因为共产主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产阵营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恋共产主义的西方左派们从迷梦中唤醒,但没过多久,有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梦之中。近几年来,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又有某种小小的回潮。有些西方左派要重新捡起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今天,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有唤起群众、鼓动风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很难再是一种政治力量,它几乎只剩下了所谓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对的社会之上,从对方的生命获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那么,作为对这种社会的批判体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理念也就总是显得似乎有理,总会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于是也就得以继续存在一段时期。但无论如何,在人类现实的历史上,共产主义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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